北宋兵学的一度沉寂

我国兵学历史悠久，经夏、商和西周时期的萌生，到了春秋战国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兴盛。先秦诸子均有兵学之论，并产生了专门研究兵学的学派——兵家，涌现出以孙武、吴起、孙膑等为代表的军事家以及《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孙膑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六韬》等兵学著作。西汉时期，官方对兵书大规模整理，《汉书》中有张良、韩信编次兵法，武帝时杨仆上奏兵录，成帝时任宏编次兵书的记载，并诞生了《黄石公三略》《淮南子·兵略训》等兵书。三国、两晋、南北朝是我国国家分裂、民族融合的时期，涌现出曹操、诸葛亮、孙权、周瑜等军事家，曹操《孙子注》、司马彪《战略》等兵书代表了这一时期兵学的最高水平。隋唐时期，一大批军事家和将领，如杨坚、李渊、李靖、尉迟恭、郭子仪等，总结作战经验，著书立说，我国古代兵学再度繁荣，出现了《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卫公兵法》《太白阴经》等兵书。

公元960年北宋立国，在巩固后周辖境范围内的统治后，自乾德元年（963年）开始，根据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策略，北宋先后灭掉了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北汉等政权，至此，五代十国时期分立割据的局面宣告结束。

为加强中央集权，宋太祖将政权、军权、财权全部收归中央，在军事体制上，取消殿前都点检一职，实行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三衙鼎立”；设立枢密院与三衙相互牵制，统兵权与调兵权分离；推行“更戍法”，军队轮番调换驻防，而统兵将领则常驻防地，造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兵将长期分离的状态。这种体制加强了皇帝对军队的控制，预防了兵将结合以对抗中央事件的发生，但也导致了北宋将帅地位下降，王朝军队也因得不到严格系统的训练而素质下降。至于作战，正如仁宗时大臣蔡襄上奏所说：“主帅等威既不尊异，向下官属更无节级相辖之理。及至出军，首尾不能相救，号令不能相通，所以多败也。”加上兵书成为禁书，朝廷重文抑武，这不仅削弱了北宋军队的战斗力，而且也遏制了将帅们和全社会关注军事、研究兵学的风气，人们乐于从文而惧于习武，士大夫讳言兵事，北宋兵学因而一度呈现出沉寂的局面。

北宋兵学复兴的背景

事实上，北宋从来没有完全实现全国的统一。在北方，有916年契丹族建立的辽、1038年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和1115年女真族建立的金。太平兴国四年（979年）、雍熙三年（986年），太宗先后两次对辽发兵，打算收复燕云十六州，但因“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识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以谦谨自任，未闻赏一用，戮一叛命者”（《续资治通鉴长编》），均以失败告终，此后北宋采取消极防御的政策，“屈己修好，饵兵息民”，对北方政权的扩张“来则备御，去则即止”。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宋辽澶渊之盟，北宋以每年输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的代价换来了双方休战。一时间，宋廷君臣奢谈太平，朝堂上下羞言武备。

澶渊之盟对北宋国防和军事的消极影响，正如富弼《条上河北守御十二策》所陈：“论和之后，武备皆废。以边臣用心者，谓之引惹生事；以缙绅虑患者，谓之迂阔背时。大率忌人谈兵，幸时无事，谓敌不敢背约，谓边不必预防，谓世常安，谓兵永息，恬然自处，都不为忧。”

西夏立国后，自康定元年（1040年）开始就不断发动对北宋的战争，延州之战、好水川之战和定川寨之战，北宋均以失败告终。夏帝元昊要挟北宋：“岁赐、割地、不称臣、弛盐禁、至京市易、自立年号、更兀卒为吾祖，巨细凡十一事。”（《宋史》）经过讨价还价，庆历四年（1044年），宋与西夏达成和议，元昊取消帝号，北宋以每年给西夏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3万斤的代价，换来了此后双方20多年的和平。

面对军事上的一系列失败和积贫积弱的北宋时局，忠心报国的韩琦上仁宗《论备御七事奏》，提出“清政本、念边计、擢材贤、备河北、固河东、收民心、营洛邑”七项当务之急。接着又陈述救弊八事，即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冗食。忧国忧民的范仲淹，呈仁宗《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十项改革主张。在“修武备”一事中，范仲淹提出：“今西北强梗，边备未足，京师卫兵多远戍，或有仓卒，辇毂无备，此大可忧也。”两人的主张切中时弊，在仁宗的同意下，由范仲淹主持，韩琦、富弼等人积极参与的政治改革“庆历新政”自此开始，北宋兵学也迎来了复兴。

宋仁宗与《武经总要》

鉴于将帅“鲜古今之学”，更出于“更天下弊事”之虑，仁宗决心“尚武以宣其威，设营以整其旅”，他一方面诏令建武学、设武举，培养选拔军事人才，另一方面，命曾公亮（字明仲，福建晋江人）、丁度（字公雅，河南祥符人）负责组织一批学者，“采春秋以来列国行师制敌之谋，出奇决胜之册”，历时5年，绘图著文，编纂成《武经总要》一书，经仁宗核定后刊行。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规模宏大的官修兵学巨著，也是我国古代军事科学的一部百科全书。宋仁宗亲自作序。

《武经总要》共40卷，分前、后两集，“前集备一朝之制度，后集具历代之得失”。（《四库总目提要》）图文并茂，体例精审。其内容正如《仁宗皇帝御制序》中所说：“凡军旅之政，讨伐之事，经籍所载，史册所记，祖尚仁义，次以钤略，至若本朝戡乱边防御侮计谋方略，咸用概举。”

前集《制度》15卷，摭采宋代与前朝兵法、军令等内容，着重论述了选将用兵、教育训练、部队编成、行军宿营、古今阵法、通信侦察、军事地形、步骑应用、城邑攻防、水战火攻、武器装备等用兵作战的理论、制度和常识，是全书精华。该书首次较为全面具体地记载了我国古代各种武器装备的制造技术以及北宋时期的各种冷兵器、火器、战船等器械，在阵列、兵器部分配有详细插图，是研究我国古代兵器史的宝贵资料。《边防》5卷介绍了北宋边防各路州的地理沿革、山川河流、道路关隘、军事要点以及辽、西夏等国的民族、地理概况。后集《故事》15卷，辑录前代用兵战例，品评用兵得失，总结经验教训。《占候》5卷介绍了天文、气象等对战事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总结前人研制火药、火器经验，记录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批军用火器的制造和使用以及毒药烟球、火炮和蒺藜火球的火药配方。对此，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评价：“《武经总要》提及的火药配方，较所有其他文明国家的记录为早。欧洲第一次提及火药时间是在1327年或是1285年之间，总之是在1044年很久以后的一段时间内。”

总之，《武经总要》的编纂使得大量古代军事文献和北宋军事史料被保留下来，这些文献史料在总结历史和北宋战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改变了朝廷上下讳言兵事的现实，使一度沉寂的兵学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对后世兵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宋神宗与《武经七书》 

在保守派的反对下，历时一年多的庆历新政夭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没有得到改变，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不见缓和，国势危机四伏，因而要求改革的呼声再度高涨。熙宁元年（1068年）神宗即位，次年起用王安石进行变法。军事上，针对宋军冗将冗兵的现状，王安石推行“保甲法”“保马法”“置将法”“军器监法”等一系列整军措施。“置将法”的推行使得“兵知其将，将练其卒”，军事训练全面恢复，初步改变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这在客观上需要大量军事人才和军事理论。熙宁五年（1072年），培养军队高级将领的军官学校——武学在东京开办。为适应军事斗争和教学、科考武举选拔的需要，神宗下诏颁布《武经七书》。

《武经七书》是我国古代由政府颁行的第一部军事教科书，由神宗命国子监司业朱服等人组织力量编校，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武学博士何去非参与了校订，元丰六年（1083年）完成，共25卷。全书由《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七部兵书汇编而成，可谓我国古代兵学的精华，也是我国最早的兵学丛书，因而自宋以来一直作为武学必读，影响甚广。

《武经七书》中的《孙子兵法》众人皆知，《吴子兵法》相传为战国吴起所著，主张“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必须“简募良材，以备不虞”。《六韬》又称《太公兵法》，相传为西周太公望（即姜子牙）所著，是一部先秦军事思想的集大成。《司马法》约成书于战国初期，相传为春秋时期齐国司马穰苴撰，司马迁誉为“闳廓深远”。《三略》原为《黄石公三略》，是一部专论战略的兵书，传为秦汉之际隐士黄石公所作，《史记》记载张良在圯桥上所得的兵书即为此书。《尉缭子》约成书于战国中期，相传为尉缭所作。《李卫公问对》即《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是唐太宗与将领李靖讨论军事的言论辑录。

北宋兵学的代表性著作，还有许洞的《虎钤经》、何去非的《何博士备论》等。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北宋兵学的复兴，使兵书走出了深宫，虽未能让王朝挺直腰身、强壮国防，但却为民族文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兵学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