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诞生于中国历史上一个战乱频繁、文化异彩纷呈的年代。这一时代有多种兵书问世，而《孙子兵法》却如后代兵家所云：“前孙子者，孙子不能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是中外兵书中最古老而又最富有生命力的一部。《孙子》总结了中国古代战争的经验，揭示了许多具有普遍意义的战争规律，在指挥战争方面具有很高应用价值，是祖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它自问世以来，就被历代军事家奉为经典，堪称兵家之鼻祖。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为适应战争时局的迫切需要，都高度重视研究和吸取《孙子兵法》的军事智慧，形成了一场深入学习《孙子》、研究《孙子》、运用《孙子》的热潮，对提高全国抗日军民的作战水平起到了重要的启迪和指导作用，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古为今用，毛泽东吸取、运用和创新发展《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提出了一整套指导抗战胜利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方针。
毛泽东集军事统帅和军事理论家于一身，这个伟大的军事家与《孙子兵法》的血脉联系是很自然的。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既是马列主义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相结合的结晶，也是对中国古代优秀的军事文化遗产，尤其是《孙子兵法》的运用和发展、继承和创新。从这部“中国古代第一兵书”里，毛泽东不仅吸取了丰富的军事理论营养，同时也收获了丰富的唯物辩证法哲学思想的养料。
博学多才的毛泽东早在学生时代就接触过《孙子兵法》，对它有所了解。在他的读书笔记《讲堂录》里，便有几处记述和发挥《孙子兵法》的内容，如：“孙武子以兵为不得已，以久战多杀非理，以赫赫之功为耻”“故功成不受官”等。1935年1月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凯丰曾提出“毛泽东迷信《孙子兵法》”来贬低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凯丰质问毛泽东，你懂得什么是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毛泽东反问道：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既然你没有读过，又怎么知道我是靠《孙子兵法》打仗的呢？凯丰被问得哑口无言。“左倾教条主义者”这些说法激发了他要认真研读《孙子兵法》的想法，他在后来回忆说：“左倾教条主义者讽刺我总是照《孙子兵法》打仗，这倒激发我把《孙子兵法》看了……”，“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在与斯诺谈话中他也说过：“我确实读过许多中国古代打仗的书，研究过《孙子兵法》一类的著作。”1936年毛泽东两次致函当时在西安作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和刘鼎，要求购买一些军事方面的书籍，其中就包括《孙子兵法》。在9月26日的信中，毛泽东提出：“不要买普通战术书，只要买战略学书、大兵团作战的战役学书，中国古时兵法如《孙子》等也买一点。张学良处如有借用一点。”10月22日的信中他又强调：“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足见毛泽东对《孙子兵法》的重视。
从这时候起，毛泽东为了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正反方面的经验教训，为了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认真研读了《孙子兵法》和其它一些军事著作。如果说，在此之前，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对《孙子兵法》的原则运用还处于不自觉的阶段，更多的是马列主义革命斗争理论在军事斗争中的运用，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总结和创造性发展，其战略思想与《孙子兵法》却有着惊人的不谋而合，那么从此以后，毛泽东对《孙子兵法》的理解就更透彻、更深刻，运用手法就更高超、更为自觉了。1936年，毛泽东在他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便多处引用《孙子》的理论来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如《军势篇》的“以逸待劳”、“以饱待饥”、“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始计篇》的“攻其不备，出其不意”；《谋攻篇》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毛泽东深刻地领会这些军事原则，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这些古代兵家的军事理论升华到一个更新的高度。
1938年5月，毛泽东主席写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充分借鉴和汲取了《孙子兵法》的思想精华，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古代兵学圣典，创造性提出了一整套指导抗战胜利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方针。比如，毛泽东运用《孙子兵法》中的“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的思想对中日双方政治、经济、军事、民心以及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等基本特点进行了深刻地分析，提出了“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战争”，“而日本国度比较的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战争”，加之其侵略战争的反动性、退步性、野蛮性，必然走向失败，而中国的抗日战争必然取得胜利。从而有力地驳斥了速胜论和亡国论，预见性地指出了持久战的三阶段，即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战略反攻阶段。毛泽东还运用《孙子兵法》中的许多经典论述和谋略思想，提出了全面抗战，特别是抗日游击战争的一系列战略战术、方针政策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为取得抗日战争胜利指明了斗争的方向。毛泽东不仅在《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中多次引用《孙子兵法》，而且切实掌握了《孙子兵法》用兵之道的真髓，心领神会而又出神入化，因此，在他的军事著作中包括他后来总结的人民解放军在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锻炼中产生出来的十大军事原则，处处体现出、闪耀着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光辉，又紧扣着当时全民族抗战的时代脉搏特点。
最近，我系统学习研究了毛泽东主席几篇军事著作，深感“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毛泽东“以弱胜强”的军事原则之一，也是《孙子兵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的灵活运用及发展；“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对《孙子兵法》“多算胜，少算不胜”“胜兵先胜而后求战”的灵活运用及发展；“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是毛泽东对《孙子兵法》“势者，因利而制权也”的灵活运用及发展；“战争的目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消灭敌人就是解除敌人的武装，也就是所谓剥夺敌人的抵抗力，不是完全消灭敌肉体）”，是毛泽东对《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自保而全胜”的灵活运用及发展；“兵民是胜利之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是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困难的前提”，是毛泽东对《孙子兵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上下同欲者胜”的灵活运用及发展；“我们不赞成任何一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离开客观条件，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但是我们必须提倡每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将军。他们不但要有压倒敌人的勇气，而且要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是毛泽东对《孙子兵法》“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的灵活运用及发展；“利用敌人的错觉和不意来争取自己的主动”，“采取秘密和神速的行动，出其不意的袭击敌人，很快的解决战斗”，是毛泽东对《孙子兵法》“兵者，诡道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灵活运用及发展；“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集中大力，打敌小部”，是毛泽东对《孙子兵法》“小敌之坚，大敌之擒”的灵活运用及发展；“一般的方针，集中于上级，具体的行动，按照具体情况实施之，下级有独立自主之权”，是毛泽东对《孙子兵法》“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灵活运用及发展；“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是毛泽东对《孙子兵法》“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和“智将务食于敌”的灵活运用及发展。组建谍报队伍，“侦察敌情”对敌情了如指掌，而使敌人成为“聋子”“瞎子”，是毛泽东对《孙子兵法》“上智用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灵活运用及发展。以上十一点，仅是从《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中选出的一小部分，这些论述都没有直接引用《孙子兵法》的条文，但字里行间却处处体现着中国古代兵法的谋略思想和军事原则。毛泽东不愧是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典范，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军事家、哲学家。
二、培养干部，国共两党都号召各级将领学习研究《孙子兵法》，不断提高克敌制胜的指挥艺术和谋略水平。
毛泽东在自己重视和研究《孙子兵法》的同时，还号召党内从事军事工作的同志对《孙子兵法》进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探索。1939年8月，毛泽东曾和他身边的“高参”郭化若说：“要为了发扬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去读孙子的书，要精滤《孙子兵法》中卓越的战略思想，批判地接受战争指导的法则与原理，并以新的内容去充实他。”还说，“应该深刻研究孙子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哲学思想以及孙子以前的兵学思想，然后对《孙子兵法》本身作研究，才能深刻地理解《孙子兵法》”。毛泽东本人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在他的号召和影响带动下，我党我军的许多高级将领，在学习研究借鉴古代兵法思想方面也堪称楷模。1936年8月，红军到达陕甘南时，刘伯承对其妻汪荣华说：“读书，开卷有益吗！我们是红军，要打胜仗，要研究谋略，讲战略、战术，就得要多读书，多研究。”刘伯承历来就重视我国古代兵法的研究和运用，而且在太行山上亲自给干部讲授《孙子兵法》，他熟读兵法并运用奇巧，出敌意外，指挥129师打了许多胜仗，被誉为“常胜将军”。刘伯承把在太行山的战法总结为“机动灵活，因地制宜，百变不定”12个字。陈毅曾写诗赞曰“论兵新孙武，守土古范群”。据《共和国元帅读古书实录》记载，“1940年7月10日，夜深人静。彭德怀端着蜡烛，久久地注视作战地图，边看边沉思。书桌上摊着《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尉缭子》、《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等兵书，还有一些作战资料和笔记本。”1943年11月，陈毅从淮南赴延安，临行曾向萧望东索要《孙子兵法》。
在毛泽东的影响、鼓励和督促下，郭化若同志在对欧美、日本和当时国内军事家的军事理论进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也对中国古代的战例、战史和兵法进行了深入的理论钻研。他自己说过：“我阅读了大量兵法之后，深刻认识到，讲古兵法，首先得讲《孙子兵法》。”1938年，针对国民党正面战场连遭败绩的情况，毛泽东指出：“国民党中的顽固派，花岗岩脑袋，能不打败仗吗？不承认游击战的战略地位，不搞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处处招架，处处挨打。”他对郭化若说：“你能不能写点古兵法文章，宣传点运动战思想。对国民党军的长官，搬古兵法，他们懂，听得进；讲马列，讲唯物辩证法，他们听不进。”郭化若关于《孙子兵法》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在当时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历史背景下，这个杂志可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行，对国民党将领特别是中下级军官有着深刻的影响。编辑部曾接到一些国民党军官的来信，表示郭化若的文章“切中时弊”，“令吾深省”。这对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激励全国军民共同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具有特殊的实践意义。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至1949年间，中国研究《孙子兵法》的著作共出版16部，其中郭化若一人独著2部。说到抗战时期的孙子兵法研究，还有一人值得一提，那就是陶汉章将军。抗战时期，国民党曾集中抗日前线将领，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术，所用的教材，就是陶汉章编写的《游击战术纲要》。抗战全面爆发时，19岁的陶汉章刚从红军大学调到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驻扎在山西五台县苏子坡。一天，八路军收到一封来自国统区的信函，落款是邹韬奋。信中希望八路军能为抗日军民提供一本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的书。其实，这是国民党方面通过关系向八路军索要军事理论书。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校长韦国清，把邹韬奋的信件交给陶汉章说：“正好你教这一课，就由你来写吧。”红军队伍是在游击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可以说每一个红军战士的自身经历就是一本游击战的活教材！当然，把战斗经验写成书，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尤其在那动荡的岁月里要坐下来写东西，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陶汉章手里除了一本苏联的小册子和听过首长报告的记录外，再没有什么资料可供参考。万事开头难，陶汉章拟过十多次提纲，都毁了，直到最后满意为止。由组织先把提纲和写作计划寄到重庆，在得到同意和答复之后，便采用完成一章，寄出一章的办法进行。历经三个多月，共完成17万字，分15章。除总编外，还包括游击队的组织、作战方针、任务、侦察、警戒以及行军宿营、遭遇战、退出战斗、通信联络和后方工作等内容。书后还附录了四位八路军将领的短文：林彪的《抗战经验》、刘伯承的《我们在敌人后方的战术的应用》、萧克的《论平地游击战》以及郭化若的《游击战争战术上的基本方针》。据陶汉章回忆说：“书的最后一章，是从洪洞县寄出的。没想到不久竟接到出版社寄来的稿酬，是一大捆邮票。国共合作期间，邮票是通用的，甚至还可以当做货币来使用。拿着这笔稿费，我和同学们到小馆子改善生活，用完餐后掏出邮票付账，引得同学们开怀大笑。”《游击战术纲要》一书在重庆正式出版后，在国民党军队中广为流传。1939年，国民党在湖南南岳集中了一批抗日前线各战区的军官，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当时学的就是《游击战术纲要》一书。
在抗战期间，毛泽东还非常重视干部培养，他经常亲自到抗日军政大学给学员们讲课，还于1937年9月29日给在山西八路军总部的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发电报，指示：“你们应在前方办一个五百至一千人的干部学校，由红军与地方党合办，以充游击战争干部。在六个月后，抗大的一期学生可以大部使用于山西。”前面讲到的陶汉章就是八路军随营学校的教员。从此可以看出，毛主席《论持久战》的思想、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以及《孙子兵法》的谋略在广大干部中是深入人心的。
应当指出，在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下，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也十分重视《孙子兵法》的研究和运用。中国的兵学泰斗蒋百里先生精通《孙子兵法》，他在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后，就说中国人民只要坚持长期抗战，中国必胜，日本必败。曾担任国民党国防部政治厅宣传研究会副主任，世界兵学社社长、黄埔军校知名教官李浴日，他从1934年起就对《孙子兵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先后出版了《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1938年）、《东西兵学代表作之研究》（1943年）等五部著作达80多万字。在抗战爆发的2个月内，他用孙子兵法的战争原理，科学分析这场战争，提出要与日本打持久战。因而他也成为抗战以来第一个提出打持久战的人。他认为持久战在三年以上，中国有打5—10年的条件。结果，抗日战争打了8年。他以非凡的洞察力写了《抗战必胜计划》，提出了（武力抗战＋外交抗战＋经济抗战＋间谍抗战＋宣传抗战）×举国一致坚持到底＝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科学公式，引起国内朝野的重视，蒋介石在庐山亲自召见他，“面以嘉勉”，并请他在全国军委会干训团演讲《从孙子兵法证明抗战必胜》，对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增强将士们抗日斗志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它比蒋介石发表的《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早了4个多月。从1941年起，他以世界兵学社为阵地，极力宣传抗战，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抗日著作。他不断奔走于各大抗日战场，为各大战区司令官献计献策，为全民族抗战摇旗呐喊。1942年，蒋介石再次召见他，“嘉勉有加”。时人评论，他一个人的文化抗战，不亚于前线浴血奋战的十万士兵。他是一个对抗日有极大贡献的人！被誉为民国时期孙子研究第一人。
前些日子，我看到“黄埔论坛”纪念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的报道，文中的第一个标题就是“国共名将，多出黄埔”。文中资料显示，在抗战时期的国民革命军中，有200多名黄埔师生担任师长以上职务，指挥着全国2／3的精锐之师。共产党、国民党的抗日将领，许多均出自黄埔军校，如左权、刘志丹、赵尚志、关麟征、戴安澜等。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黄埔军校及各分校毕业生共有两万多人。黄埔师生用自己的行动践行孙中山先生的教诲，以“奋斗、牺牲”的英雄气概，为“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注入了坚实的内涵。黄埔军校一期生陈赓之子陈知庶少将说，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早期军事人才的摇篮。在共和国授予的10大元帅中，有5人出身于黄埔（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林彪）；10位大将中，有3位出自于黄埔，他的父亲陈赓就是其中的一位。虽然他与不少同学在战场上分属不同阵营，但始终没有湮没同学之谊。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两方同学分别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展开了有效合作，共同谱写了胜利的篇章。
应当说，无论是黄埔军校，还是延安抗大，当时都把《孙子兵法》作为重要的教学内容，使广大师生受到中国古代兵学思想的熏陶，掌握了《孙子兵法》的作战制胜之道。如黄埔名将远征军第五军第二○○师师长戴安澜，就曾手书“兵要低用，能够这样，才能做到势险节短，因敌制宜，也才能战无不胜，守无不固。此赠各官长。”这是我在云南腾冲参观远征军纪念馆看到并记下的。陈赓在刘伯承指示授意下活用《孙子兵法》“战胜不复”的军事原则，于七亘村重叠设伏，成功歼敌的战例，都说明国共两党两军的许多高级将领对《孙子兵法》已达到了心领神会、巧妙运用的地步，这无疑是克敌制胜打败日本的重要因素，也是我们从14年抗战中得出的重要结论。
三、因敌变化，活用兵法，屡创战争史上的奇观。
《孙子兵法》是谋略学，是制胜学，是成功学，说到家是因情学。孙子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用兵打仗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就像水流没有固定不变的形态一样，能够知彼知己，敌变我变，灵活应变，根据敌情变化而采取不同战法获胜，就是用兵如神。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两军许多高级将领，面对敌强我弱战场态势，抓住稍纵即逝的有利战机，因敌变化，活用兵法，取得了许多令世人瞩目、敌人震惊的胜利。如115师首战平型关，120师雁门关伏击战，129师夜袭阳明堡和神头岭伏击战，八路军百团大战，国民党第五战区的血战台儿庄，第九战区的长沙保卫战等等。都是战争史上的奇观，活用兵法的精典案例。在此，我仅以名震中外的平型关大捷为例，作简要分析。
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115师在山西省东北部平型关地区，对日进行的伏击战，是八路军首战告捷之战，也是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此战115师以劣势装备一举歼灭日军精锐第5师第21旅一部1000余人，击毁汽车百余辆、大车200余辆，缴获步兵炮1门，炮弹两千多发，轻重机器20余挺，步枪1000余支，军马50余匹及其大批军用物资。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分析此战制胜因素有四点契合兵法之道。
一是“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平型关伏击战，是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临机决策实施的。当时，毛泽东主席提出要开展“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并在1937年9月21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而不是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林彪同志来电……想以陈旅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兵，这种一个旅的暂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但如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从这封电报看出，毛泽东不主张以现有的力量与日本硬打硬拼，而避开正面进攻，向敌后进军，去开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而林彪到达平型关地区后，于9月18日致电毛泽东：提出“在敌目前正在进攻的情况下，我先头旅应以作战灭敌为首要任务。”在对平型关前线阵地进行实地侦查后，再次起草电报，结合毛泽东21日的电报，以个人名义向八路军总部和中央军委进一步提出了以整师兵力集中打一仗的建议。
善于捕捉战机的林彪陈述了五条主要理由：
1、目前敌正在前进中、运动中、作战中，为我进行运动战的良好机会，我友军目前尚有抗击敌人之相当力量，为能得到友军作战之良好机会。现地域为山地，乃求山地战之良好机会。倘过此时机，敌已击破友军通过山地，并进占诸主要城市时，即较难求运动战山地战及友军配合之作战。
2、目前军民正在看我军直接参战，如我参战兵力过少，则有失众望。
3、兵力过少，则不能将以绝对优势兵力消灭敌之一部。
4、目前须打胜仗，捉俘虏，提高军民抗战信心，提高党与红军威信，打了胜仗更容易动员群众与扩大红军。
5、目前如集中一师以上兵力于窄狭区域求战，当然是不妥的，用不开的，但以一师以下兵力则是需要的，用得开的。目前这一仗应以集中约一师的兵力为好，待今后客观情况上已失去一师兵力作运动战之可能时，再分散作群众工作和游击。
很显然，林彪不认同毛泽东“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的看法。毅然决然指挥115师打了一场严阵以待的非游击战、非运动战的阵地歼灭战；打了一场没有分散兵力去发动群众，反而集中兵力以打仗为主、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漂亮仗。
9月25日中午，在平型关战斗胜利在握之际，林彪向朱德报捷。胜利喜讯传到延安，毛泽东十分高兴，立即致电前方，盛赞115师为中国人民打了一个争气仗。毛泽东根据平型关战斗的经验，在1937年9月29日重新提出八路军的作战方针：“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战。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将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概括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的运动战。并在延安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和《论持久战》中三次表扬平型关大捷。朱德在平型关大捷20多天后对国民党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说：八路军打仗靠的头一条就是指挥员根据上级意图机断行事，主动捕捉战机，采用灵活机动的打法，首战平型关就是一例。
二是“上下同欲者胜”。为了打好平型关伏击战，林彪不仅多次踏勘平型关的地形，还于9月23日一大早在115师师部主持召开了343旅（旅长陈光）连以上干部参加的战斗动员会，亲自分析战局、介绍敌情、下达作战任务。当年的115师686团团长李天佑上将在《首战平型关》一文中回忆，在这个战斗动员会上，林彪说:“同志们，中华民族正在经历着巨大的考验!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担当起，也一定能够担当起这救国救民的重任！”林彪说:“我们要在日寇进攻平型关时，利用这一带的有利地形，从侧后猛击一拳，打一个大胜仗。给敌人一个打击!给友军一个配合!给人民一个振奋！”
根据萧向荣将军《平型关战斗前后的日记》记载，林彪“全部的报告大约经过了两个钟头”，林彪最后说：“这几天来，我（师长自称）正在研究着，这个仗究竟要如何打法，才能取得完满的胜利，使我们能捉到几千俘虏，一直往后面送去，来鼓励民众抗战的热情与胜利的信心。”说着，大家都兴奋得笑起来了，每个人的心里，都希冀着将要到来的胜利的第一战，能够很快的达到。
聂荣臻23日这一天带115师的另一个旅（344旅，旅长徐海东）到达前线同林彪汇合，他赞同林彪的看法。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提到了平型关战前林彪摊开地图，向他和几位参谋介绍战场形势的历史细节。对于林彪征求他关于打还是不打的意见，聂荣臻也明确表示了支持:“我表示，可以在这里打一仗。居高临下伏击敌人，这是很便宜的事。我说，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要考虑怎样打得好，这是我们同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次交锋，全国人民都看着我们，这个仗必须打好，打出八路军的威风来，给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来一个振奋。”
萧向荣的日记这样记录115师9月24日的活动：“……以营为单位，传达昨日林师长在干部会议上的报告，进行战斗动员。团长，副团长，政治处主任，分别到各营去做报告，特别着重说明这次战斗的意义--保卫平型关，关系于山西及华北抗战的前途，关系于整个的政治影响，并说明我们胜利的把握--这一带地区是山地，能求得山地战；敌人在运动中，能求得运动战；平型关阵地有友军的配合，能求得配合战；这些客观上的条件，都是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再加上我们活泼灵巧的战术，极富经验的领导，全体战士的英勇果敢，我们是有必胜的把握的……”。
从萧向荣当时的日记看，林彪的看法深入军心，115师士气高昂。
《孙子兵法》曰：“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由于深入的战前动员，参战官兵，人人舍生忘死，奋勇杀敌。尽管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真是疯狂，人人都死不投降，千余日军还是被英勇的115师官兵全部击毙。有回忆文章说，5连连长曾贤生1人刺死10多个日本兵，并率领全连炸毁日军汽车20多辆，最后剩下一个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第五连百名壮士凯旋时只剩30多人。
这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成为华夏御侮史上的壮丽篇章。
三是慎重初战。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告诫将帅对战争要慎重决策，周密策划，不可麻痹大意。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也特别指出，要慎重地对待在战略、战役全局上决定意义的第一仗。平型关伏击战，是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打的第一场仗，林彪、聂荣臻和杨得志、李天佑、杨勇等几个师团首长都特别重视。林彪在事先周密侦查、亲自动员部署的基础上，于9月24日中午在接到前线部队报告，敌人正向平型关推进，可能在明天大举进攻后，立即组织各级指挥员到预定伏击地域再次进行细致的推敲，并当即确定了第685团拦头、第686团斩腰、第687团断尾、第688团作为师预备队，从而拦截日军先头部队，切断日军退路、中间突击分割，共同歼灭日军的战斗部署。
参加了平型关大捷的115师686团团长李天佑在回忆文章中，记述了在平型关战役部队出发前的心情:“我们原想在出发之前，抓紧时间睡一觉。但是激动得使人无法平静下来。杨勇同志开玩笑地对我说:‘嗬，老战将了，怎么还这么紧张！’我说:‘我是考虑我们从未和日本人交过手，这一仗千万不能草率，必须打好！’杨勇同志说:‘是啊，全国人民都在等着我们的胜利消息呢！’”
115师第344旅作战参谋张竭诚回忆说，344旅旅长徐海东来到乔沟伏击阵地东南侧白崖台师指挥所找林彪，对于他的688团因被洪水阻挡没能到达阵地非常遗憾。正在山头拿着望远镜察看地形的林彪只是说“豆腐要当铁打，不能大意，不要轻敌，要留好预备队，要通过这次战斗摸摸敌人的特点”。
从以上回忆可以看出，115师师团长们的慎战态度可见一斑。
四是“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子兵法·九地篇》曰：“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意思是用兵的关键在于迅速，乘敌人不及防备的时候，有敌人没有料到的道路，攻击敌人没有戒备的地方。林彪之所以下决心集中兵力打这一仗，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看好了平型关一带的有利地形。平型关位于山西省东北部，是晋东北的一个咽喉要道，两侧峰峦迭起，陡峭险峻，左侧有老爷庙等制高点，右侧是白崖台等山岭，在关前是一条由西南向东北延伸的狭窄通道，是伏击歼敌的理想地。为了利用有利地形、地物，隐蔽行动企图，出其不意的打击敌人，林彪命令部队25日零时出发，战士们顶着狂风暴雨，涉急湍山洪，在拂晓前到达了指定地区，把全师主力布置在从平型关到东河南镇十余里长的公路南侧山地边缘上，迅速完成了一切战斗准备。当毫无察觉的日军全部进入我伏击圈后，林彪命令发信号弹，全线攻击，因势险节短，部队很快就把敌人切成几段，厮杀在一起，展开了肉搏战，致使日军六架飞机飞来后也无济于事，没有逃脱全军覆没的命运。
《孙子兵法》告诉我们：战略的最高境界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战术的最高境界是不留任何痕迹。平型关大捷雄辩地证明，把中国古典兵法移植到现代马克思主义战争认识论的大树上，运用于抗日战争的巧妙结合，就能取得惊天地、泣鬼神的骇世战绩，创造出战争史上的举世瞩目的奇观、壮举和伟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