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记者陈青）人口老化，环境污染，致癌症呈高发态势。即使在科学十分发达的今天，癌症领域仍有大量科学问题需要解决。虽然目前抗癌手段五花八门，有手术、放疗、化疗、局部治疗、生物治疗、分子靶向治疗和中医中药等，但疗效因人而异，打赢抗癌战的决胜关键究竟是什么？将癌症斩尽杀绝的战略正确吗？孙子兵法中古老东方智慧又能给我们什么启示？

　　昨天，由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等主办，国际著名肝癌研究学者、从事癌症研究和临床实践40余年的汤钊猷院士，携手国内肿瘤名家、上海中医药大学何裕民教授，在上海图书馆进行了一场关于抗癌战略与战术的“中西医对话”，系统整合国内外抗癌战术，糅合发挥中西医特长，为广大听众、特别是癌症患者及其家属，提供多快好省的“中国式”求医就诊参考。汤院士说，古代两军对垒，虽同样都有兵马和刀剑，但胜败常取决于将帅的功力。如同下象棋，同样都有车、马、炮等棋子，而胜负则取决于棋手的素养。当今抗癌战术日趋丰富，但疗效也同样常因医者的水平而异。如果说的更准确一点，患者的疗效和医者、家属和患者的认识以及采取的对策密切相关。从宏观的层面，如能整合古今中外抗癌战略和战术的实践结果，将不仅是影响每个癌症患者的生死，更是影响整个抗癌战胜负的大问题。当前我国虽然在经济上有所发展，但“人口多，底子薄”的现状仍将长期存在，为此也需要发展符合国情、能多快好省防治癌症的办法。

　　上世纪60年代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成立了肿瘤小组，汤钊猷院士在40余年里，向肝癌发起的“三大战役”—小肝癌研究、不能切除肝癌缩小后切除研究、肝癌复发转移研究，使肝癌病人术后5年生存率提高了10倍，肝癌由“不治之症”变成了“可治之症”。通过40余年临床实践的反思，结合癌症防治与研究的进展，汤钊猷院士深切感到对癌症的治疗光消灭不够，还要注意消灭后残癌的改造（使之改邪归正）和机体的改造（增强抗癌能力），对此，他曾提出全新的抗癌战略—“消灭与改造并举”。

　　而早在2500年前已有抗癌战可供参考的战略和战术。虽然孙子是论“战”，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而对付癌症，也有相仿的目的，即消灭肿瘤，保存机体。孙子兵法中的智慧完全有可能指导抗癌战。

　　何裕民教授则从中医角度，同样深度认可对付癌症的应对策略应是更主动地加强防范，从过去的汲汲于“征服”转变到讲究以“博弈”为主，并提出了治癌应该将“战士情结（一味拼杀）”与“将军思维（整体考虑）”结合起来；对付癌症，不妨“一停、二看、三通过”的新观点。

　　汤钊猷院士继2011年《消灭与改造并举—院士抗癌新视点》倡导中国式抗癌战略获得广泛反响之后，在讲座上首次推出其刚刚出版的抗癌科普新著《中国式抗癌—孙子兵法中的智慧》。汤钊猷院士融汇东西方思维精髓，匠心独运，创造性地将孙子兵法中的千古智慧与当下探寻中国式抗癌战术战法巧妙结合起来，通过“看癌篇、诊癌篇、治癌篇、康复防癌篇、展望篇”，对广大癌症患者及其家属在就诊求医过程中面临的关键选择，以对话式语气，提出蕴含中国传统智慧、符合中国特色的中肯可行抗癌建议，供广大癌症患者及家属阅读参考。同时，何裕民教授的《癌症只是慢性病—何裕民教授抗癌新视点》（第三版）也问世，共同为中国式抗癌战略与战术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