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24日，是解放济南七十周年。70年前的济南战役，华东野战军众多将士浴血奋战，50多万山东儿女踊跃支前，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诗篇。为了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济南战役精神，我们举办这次“纪念济南战役胜利70周年座谈会”，回顾历史，缅怀先烈，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走好新的长征路。下面，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那段难忘的历史。

    70年前的济南，人口70余万，北濒黄河，南依泰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蒋军在山东的战略要点，也是蒋介石维系华北战局的一个支柱。蒋介石在这里设置了“第二绥靖区”，以王耀武为司令长官，指挥整编第96军（辖整编第2、第84师、独立旅）、整编第73师等部，共3个整编师、9 个正规旅、5个保安旅及特种兵部队，约11万人，以经营多年之永备工事为依托，构成以内城为核心阵地、外城和商埠为基本阵地、距城二三十公里以内的城镇、山头、关隘、要道为外围阵地，总面积达600多平方公里的永备性防御体系。

    1948年8月，华东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确定的“攻济打援”的方针，决定组成攻城、打援两个兵团。攻城兵团以6个半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大部以及地方部队共14万人组成，打援兵团由8个半纵队和特种兵纵队一部及地方部队约18万人组成。攻城兵团于9月16日晚全线展开攻击，经8昼夜激战，于9月24日黄昏全歼济南守敌。以伤亡2.6万余人的代价，共歼灭国民党军10.4万余人，具体数字是：毙伤敌军22433人，俘虏61873人，另有2万余人战场起义。俘其以王耀武为首的高级将领23名，缴获各种火炮800余门、坦克和装甲车20余辆、汽车238辆，击毁击伤飞机3架。

    济南的攻克，充分显示了我军所向披靡、无坚不摧的强大声势和克敌制胜能力，开创了我军夺取敌坚固设防和10余万重兵据守大城市的先例，进一步削弱了敌军士气，从根本上动摇了敌人据守大城市进行顽抗的信心，锻炼和提高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大城市的能力，并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军连成一片，为华东野战军会同中原野战军南下陇南铁路（兰州——连云港）以南举行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创造了有利条件。国民党参谋总长陈诚在“回忆录”中写道：“济南的失陷（即济南战役），作为一个转捩点。在此之前，可以说胜败之机，犹未大定，国军努力的机会，还有争取的可能，但在此之后，显然已成为江河日下之势，狂澜既倒，无可挽回矣。”

    济南战役的顺利、迅猛、迅速，完全出乎蒋介石、毛主席的预料。蒋介石亲自乘飞机到济南上空观察后才敢确信济南已被攻克，而毛泽东也是从“中央社”的报道才确信济南已被许世友所部解放。1952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建国后第一次来济南视察时，亲口对在场的许世友等山东党政军领导人说：“济南战役打得那么迅速、彻底，天下恐怕只有两个人想不到，一个是本人毛泽东，一个是蒋介石”。

    担任攻城集团总预备队的第13纵队司令员周志坚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济南战役“像淮海战役一样，是未来战略学、战役学研究的经典战例，历史的长镜头会越来越发现它的潜在光辉。”济南战役虽然已过去七十个春秋，但它的战略时机的选择、战役方针的确定、战役计划的运筹、战役阶段的推进、战斗精神的发扬等制胜奥妙，穿越时间的隧道，依然闪烁着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孙子兵法谋略智慧运用的灿烂光华。

    《孙子兵法》曰：“夫将者，国之辅也”，“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济南战役“攻济打援”，重在攻克济南，选谁为攻城部队总指挥至关重要。1948年8月25日，毛泽东致电粟裕、谭震林，指定腿伤发作正在养病的“许世友为济南攻城总指挥”，并于9月6日致电许世友：“战事重大，需你亲征”，明确指示：“战役结束，再去养伤”。毛泽东为何不顾许世友的病情，甚至跳过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政委的粟裕直接点将许世友指挥济南战役，分析起来有以下几点原因：1、攻打济南，解放山东，是军委赋予华野山东兵团的任务，济南战役应由熟悉部队情况的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指挥；2、许世友曾指挥攻打莱阳、周村、潍县、兖州，有丰富的攻城经验；3、毛泽东看重的是许世友勇猛的作战作风；4、许世友只是“腿伤发作”，不致影响指挥攻城作战。毛主席在给粟裕、谭震林的电报中提及当时在中央开会的饶漱石，曾说到这一点。

    许世友果然不负毛泽东的信任和重托，接到指令后一夜驱车数百里，从休养地到达华野攻城集团指挥部。他认为，济南攻坚必须像杀牛一样杀其要害，对济南守军要采取“牛刀子战术”：集中兵力和火力，东西并举，数把尖刀冲开血路，向守军的心脏凶狠地剜下去。许世友给攻城部队提出的要求是：不能摆困难，不能找借口，各自解决自己当面的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停止攻击！最终，经8昼夜激战，攻克了号称“坚如磐石，固若金汤”的济南。华东局第二书记、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在战后赋诗一首赠送许世友，对山东兵团的伟大战绩和许世友的正确指挥表示了由衷地称赞：“鲁南大捷催战鼓，许是英雄猛如虎。今日西进战胶济，泉城活捉王耀武。”由此看出，选兵用将对于克敌制胜、决战决胜是多么重要。

    “攻济打援”，这是中共中央军委确定的济南战役总方针。“本次作战，主要是攻克济南，其次才是消灭一部分援兵”。但在兵力分配上却用重兵打援，以参战总兵力的44%约14万人组成攻城集团，而以参战总兵力的56%约18万人组成阻援打援集团，这是为何呢？这是因为要打下敌重兵坚守的济南，需要保证足够的时间，而敌人有三个兵团聚集徐州、临沂，必须“以卒待之”，阻其来援。《孙子兵法》曰：“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意思是说：用兵的法则，不要指望敌人不来打，而要依靠自己有了充分的准备等待迎击敌人；不要指望敌人不进攻，而依靠我们有了使敌人无法攻克的力量。因此，粟裕用了两个月时间组织整训打援集团，在三个方向上构筑了若干道防御阵地，坚决阻击可能由商丘、砀山和徐州以及沿津浦铁路北援之敌，以保障攻济胜利。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具体细节情况。许世友到达前线后于9月10日给主席发电：“以现在的情况打下济南是有把握的，但从部署看，我们兵力不集中，没有重点的使用，这样很容易造成对我不利，尤其是攻济南的兵力已布置好，不能变动，第一步就这样，但第二步我一定集中使用兵力。打下济南我们有最大的决心与把握，只要能挡住援敌。请令打援部队坚决挡住援敌，以争取时间解决济南。”在这封电报中许世友提出“只要能挡住援敌”“打下济南我们有最大的决心与把握”，这就是“攻济打援”“主要是攻克济南”，而在兵力使用上却用18万部队阻援，而仅以14万部队攻城的原因。对此毛主席给许世友的电报中是这样说的：“此次作战部署是根据军委指示决定的，即目的与手段应当联系而又区别。此次作战目的，主要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一部分援敌，但在手段即在兵力部署，却不应以多数兵力打济南。如果以多数兵力打济南，以少数兵力打援敌，则因援敌甚多，势必阻不住，不能歼其一部，因而不能取得攻济的必要时间，则攻济必不功。”毛主席还指出：“这种部署，在下列两种情形下是准备予以改变的，即：（一）在阻援与打援有出乎意料的顺利（歼敌甚多，敌已停顿），而攻城尚未得手之时，应当从打援方面调兵力参加攻城。（二）攻城已有把握，但尚不能最后解决战斗，而援敌则因被阻难于急进之时，亦可从打援方面调一部兵力参加攻城。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应准备作和上述调动相反的调动，即在攻城第一阶段中，已经证明不能短期解决战斗，而援敌又已大举进犯，非歼灭援敌不能继续攻城，在此种况下则应坚决由攻城兵团中调一部至半数兵力（除占领飞机场及其他必要部分外），加入打援。此点，你们亦应预先作精神准备。”实践证明，以大部分兵力打援的部署是正确的。敌人知我以重兵组成打援集团严阵以待，国民党援军虽经蒋介石再三督促，但惧怕被歼，行动迟缓，直至9月24日，敌第7、第13 兵团尚在集结之中，第2兵团才进抵成武、曹县地区，闻济南守军已被全歼，即仓皇回撤。济南解放后，菏泽、临沂、烟台等地国民党军害怕被歼，先后弃城撤逃。18万阻援集团虽然一枪未放，但其强大的威慑力对保障攻济胜利以至全山东解放发挥了重大作用。

    《孙子兵法》曰：“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攻心夺气，瓦解敌军，是我军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之一。在济南战役中，我军充分运用这一政治法宝，大力开展对敌宣传和瓦解策反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9月16日晚，攻城兵团全线展开攻击，以突然勇猛的动作迅速突破了守军外围防线，并于18日以炮火控制了飞机场，使国民党空运中断。19日晚，我军成功策反国民党整编第96军军长吴化文率整编第84师等部3个旅2万余人起义，撤离战场，使守军西部防线出现了缺口。攻城西集团乘势疾进，迅速占领了商埠，直抵济南城下，对济南市区构成四面包围。攻城兵团连续猛攻和吴化文部起义，使守军部署被打乱，坚守信心开始动摇。原来信心满满的王耀武向蒋介石请求准许突围，遭严词拒绝，令其固守待援。至此，济南守敌已成困兽犹斗之势，败局无可挽回。由此看出，吴化文率部2万余人举行战场起义对加速济南的解放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有必要简要介绍下策反吴化文举行战场起义的工作过程。

    应当说吴化文之所以能在济南战役中圆满成功起义绝不是偶然的，更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首先是蒋介石不得人心和党的政策感召的结果。吴化文作为国民党杂牌军始终在屈辱和危险的夹缝中求生存，先是充当蒋介石“曲线救国”的先卒，后又被推上反共前线充当“一箭双雕”的牺牲品。这样的处境使吴化文不能不审时度势，考虑自己的出路，因此埋下了弃暗投明靠拢人民的种子。1946年7月，蒋介石电令吴化文到南京开会，吴便于7月11日秘密拜访老上司冯玉祥和冯的夫人李德全，又在冯玉祥的介绍下拜会李济深、章伯钧。章伯钧向在南京的周恩来转达吴化文弃暗投明靠拢人民的想法，周恩来对章伯钧说：“吴先生愿意到人民方面来，我们欢迎，以后密切联系。”并密电通知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与之联系。陈毅指示华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长刘贯一深入正在山东兖州驻防的吴化文部，与吴化文面谈，决定建立电台联系，互交了密码，最后达成了两项协议：双方互不侵犯，避免磨擦；帮助被我军包围的吴化文部赵广兴团撤离大汶口。在鲁南军区联络部长胡成放的协调下，赵广兴团安全撤离。当时为了麻痹蒋介石，事先做了精心安排。赵广兴团拂晓前假装突围的样子，一边撤一边放枪，还电告南京，请求空军支援。在赵广兴团撤至安全地带后，我军对大汶口也进行了佯攻及“炮火追击”。赵广兴团的安全撤离，对吴化文教育很大，使他亲自感受到共产党人的宽阔胸怀和信守诺言的磊落态度，为他在济南起义打下了最初的思想基础。

    二是我党地下工作者和民主人士做了大量工作。1947年2月，我敌工干部李昌言受中共胶东区西海地委派遣到济南，专做争取吴化文部起义的工作。李昌言的二哥李正言在吴部任上尉军需官，其姨表姐林世英是吴化文的妻子。李昌言到济南后住在他姨母家，首先争取他的表兄弟林世达（林世英的大哥），后又争取林世英的二哥林世德和三弟林世勋。1947年10月，李昌言劝说林世达去徐州做林世英的工作。李昌言在济南还争取了吴化文的表弟班绍真做吴父母的工作。林世英的四弟林世昌在北平朝阳大学读书，1947年春节，受华北城工部委派，利用探望姐姐林世英，去做吴化文的工作，逐渐在吴化文周围形成了一个由其亲属组成的人数众多的工作网。后来吴化文妻子林世英欣然答应参加做我党的地下工作者，经常不断地向吴化文灌输国民党反动派一定失败，共产党将来一定成功的道理，并负责及时掌握吴的思想变化，防止他动摇，保护吴的安全，防止敌特暗杀。林世英知道吴素来孝敬父母，如其父母不及早回到济南，会影响他起义的决心和行动，林世英让大哥林世达、三弟林世勋乘军用飞机到徐州，于9月15日将吴的父母从徐州乘最后一班飞机接回济南。同时，1948年3月，华东野战军联络部部长刘贯一通过吴化文的老师刘子衡和吴的老友王道的关系，又派敌工干部李勇烈打入吴化文部，并且还利用原国民党山东省参议长孔繁霨和吴化文的故旧关系，开展对吴化文的争取工作。

    三是中共济南市委遵照华东局的指示做了大量工作。1948年8月，中共济南市委成立了争取吴化文起义工作的领导小组，由济南市委副书记蒋方宇为负责人，王征明、曾定石为成员。王征明，济南战役前由华东局派往济南市委，参与做吴化文起义的工作；曾定石，济南市委国军工作部副部长。9月5日，济南市委又决定增派黄志平、辛光在吴部开展工作，正式组成一个内部工作小组：黄志平、辛光、李昌言。黄志平系济南市委国军工作部人员，以解放军代表身份进入吴化文部做联络工作，公开身份是吴化文副官处少校副官；辛光是中尉副官，可直接在吴身边工作，并带着敌谍报人员工作证出入自由；李昌言以吴的亲戚兼副官身份，周旋于吴化文亲属之间。三人互相配合，终于坚定了吴化文退出内战、战场举义、投向人民的决心。1948年9月19日晚8点，吴化文在段店西营房军部召开了团和处长以上军官会议宣布退出内战，参加和平，举行战场起义。黄志平、李昌言、辛光都参加了。这天夜里吴化文的部队撤出阵地，在黄河以北的齐河和济阳整训一个多月，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5军，于12月开赴徐州以西地区，参加了淮海战役第三阶段的战斗。淮海战役结束后，35军于1949年1月中旬开赴江苏邳县一带整训。2月份，35军与鲁中南纵队（共四个团）合编，保留35军番号，军长仍由吴化文担任。1949年4月，35军参加了渡江战役。24日，35军104师312团在参谋长张绍安的率领下占领蒋介石的总统府，该105师从浦口渡江后直插南京市中心，315团一个营进入总统府，在总统府门楼上升起了我们的鲜艳红旗。至此，35军和兄弟部队一起胜利完成了解放南京的光荣任务。全国解放后，吴化文任浙江省交通厅厅长、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35军改编为浙江省军区部队，部分部队参加了抗美援朝，为保卫新中国、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新的贡献。

    从上述情况中可看出，我党的瓦解敌军工作做得是何等及时，何等广泛，何等细致，何等深入，何等卓有成效，真是令人拍案叫绝，无比惊叹！

    济南战役是一场硬仗。在此之前，我军还没有打过如此大规模的攻坚战。敢不敢打，能不能打，为全国所瞩目，为世界所瞩目。如果说，以蒋介石的战将王耀武为指挥官、以11万之众的兵力为守备、以经营多年之永备工事为依托、以黄河泰山之险，不足以挡住我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则蒋军的任何城市均不足以为坚，不足以言险了。攻克济南，成了显示我军力量的重要标志。

为了夺取济南、解放全山东，早在解放胶济路上的周村、潍县之后，许世友、谭震林就已经着手进行多项准备工作。在周村战役后，被俘的整编32师36旅旅长张汉铎就写出了济南的兵力部署图；在潍县战役后，9纵更是提出了“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口号。而在山东兵团横扫胶济路700里、横扫津浦路700里后，济南已经成为山东境内的一座孤岛，势必要纳入山东兵团囊中，将整个山东建成我军南下的战略基地。

    《孙子兵法·九地篇》有云：“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华野山东兵团在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的统一指挥下，以9纵和渤海纵队为攻城东集团，由9纵司令员聂凤智、政委刘浩天指挥；以3纵、10纵及鲁中南纵队主力组成攻城西集团，由10纵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刘培善指挥，并以特种兵纵队炮兵1团（欠1个营）、第3团及各纵队炮兵团组成东西两个炮兵群，分别配属东西集团，支援攻城作战，另以第13纵队为攻城预备队。全体将士以“诸刿之勇”“死且不北”的精神，以猛虎下山之威，横扫千军之势，采取东西对进，对济南实施钳形突击。9月16日午夜，东西两大集团发起全线猛攻。经一天激战，西集团歼灭长清、齐河守敌后迅速迫近济南西部。王耀武判断我主攻方向在西面，唯恐飞机场失守，慌忙调整部署令其总预备队的两个旅西援。9月17日，攻城东集团第9纵队攻克茂岭山、砚池等坚固阵地；渤海纵队攻占了东部的郭店，包围了王舍人庄之敌。王耀武又认为解放军主攻方向在东面，急将已西调的总预备队东调救援。攻城东集团依托有利地形，相继攻克窑头、甸柳庄、鹊山庄、泺口等地。9月18日，攻城西集团第3纵队夺取琵琶山等地，以炮火控制了飞机场，迫敌停止空运。攻城兵团指挥部为扩大战果，提前使用预备队调第13纵队加入西集团作战。9月19日，国民党第96军军长兼84师师长吴化文率部举行战场起义撤离阵地后，攻城西集团乘胜推进，至22日午完全占领商埠，歼敌两万余人。东集团也肃清了残敌，直逼城下。

    我攻占商埠后，敌认为我需经三五天的准备才能攻城。然而，攻城部队轮番使用兵力，实行“随战随补，随补随战”的办法，及时调整战斗编组，保持了很强的突击力。为了不给敌以喘息的机会，许世友决定立即对外城发起攻击。22日黄昏，东西两攻城集团开始合击外城。各突击部队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实施连续爆破，勇猛突击，仅1个小时激战即攻入外城，与守军展开激烈巷战。至23日中午，全歼守军第213旅及保安第6旅残部，占领外城，逼近内城。此时，蒋介石一面严令王耀武率部坚守内城，一面督促徐州各兵团迅速北援，并下令空军对我所占市区施行区域轰炸，投掷大量炸弹和燃烧弹，使得商埠和外城大片民房被炸起火，居民死伤和财产损失甚重。为减轻济南市民的损失，攻城各突击部队发扬勇敢战斗和连续作战的作风，于23日晚对内城发起总攻。内城护城河河宽水深，城高墙厚，守军设有许多明碉暗堡，组成三层严密火力网，对我攻城部队构成很大威胁。我攻城部队兵分两路，以第9纵队、渤海纵队由东南方向，第3、第13纵队由西南方向实行突击。19时53分，第9纵队第79团由东门南侧突破，一个多连登上城头，但因桥被守军打断，后续不继，血战1小时后，全部壮烈牺牲。第13纵队37师109团突上城头两个营，遭守军连续反击，经两小时激战，除有两个连突入城内，据守少数房屋坚持战斗外，大部伤亡，突破口为守军重占。其余部队的攻击亦未成功。

    在此紧急情况下，许司令员令各部重新调整部署，开展火线军事民主，严密组织炮火、爆破、突击三者的协同和后续部队的跟进。经过紧张、周密的准备后，于24日2时25分，第9纵队25师73团经过反复攻击，终于攻占城东南角，即黑虎泉上方解放阁所处位置，纵队主力与渤纵一部，源源入城与守军展开巷战。第13纵37师109团在已入城的两个连的接应下，亦于拂晓从西南角攻上城头，主力及3纵亦跟随突破口入城，向纵深发起攻击。战至当日21时，全歼守敌，济南宣告解放。战后，中共中央军委授予第9纵队第25师第73团为“济南第1团”、第13纵队第37师第109团为“济南第2团”称号。济南市博物馆最近展出了部分参加济南战役老战士的书法作品，其中有两幅是这样写的：“二百勇士率先登城血战留英名，三次失利再攻突破荣获第一团”；“城高沟宽设防坚，坚不过英雄部队济南第一团”。

    在济南战役中，我军也付出了伤亡2.6万余人的代价。具体说是：26991人，其中阵亡5000人左右。现在黑虎泉上面解放阁处就是当年攻城的东南突破口。在解放阁的台基东壁上，镌刻着在济南战役中壮烈牺牲的3764位烈士的英名，显而易见还有许多烈士没留下名字。在壮烈牺牲的人员中有两名师职干部，一位是华东野战军第3纵队第8师师长王吉文，他在深入火线指挥战斗中负伤牺牲；一位是第13纵队第37师政治委员徐海珊，他带病坚持指挥战斗，不幸中弹牺牲。

    济南解放的事实证明，没有一刻也不能停止进攻的勇猛精神，没有勇敢战斗、连续作战的顽强作风，没有山东兵团14万将士前仆后继、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强大攻击力，没有2万多将士伤亡的代价，济南战役的伟大胜利是难以取得的。因此，在纪念济南战役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一定不能忘记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里那些英雄将士，一定要不忘初心，赓续传承，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大力发扬邓小平倡导的五种精神，即：坚持和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和压倒一切困难精神、革命乐观主义和排除一切困难精神，在新长征中的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业绩。

    千佛山、马鞍山是王耀武派重兵把守的两个制高点，也是济南整体防御部署中的两个支撑点。即使在后来收缩兵力、调整部署、将主力撤入城内固守待援时，仍留一个营守千佛山、一个团守马鞍山。在先夺山还是先攻城上，许世友决定以“围而不攻”方式阻断马鞍山、千佛山守军。这正合了《孙子兵法》“军有所不击”“地有所不争”“小敌之坚，大敌之擒”的战理。9月24日晚，济南内城守敌被全歼后，外围拒守马鞍山、千佛山的国民党残部，经攻城部队的炮击和政治攻势，分别于25日、26日缴械投降。这样，既避免了纠缠于两山的争夺而延误攻城的时间，又避免了我军因夺取这两个制高点而可能造成的伤亡。这一活用兵法的战例，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1966年底，我在内长山要塞区坦克自行火炮团政治处当宣传干事，时任团长刘春明参加过济南战役，他在一次讲传统、讲战法时就讲到这个战例，使我至今仍铭记于心，难以忘怀。通过这次研究济南战役，更加深刻认识了许世友司令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孙子兵法》谋略的高超艺术。

    “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孙子的这段话指明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重要。古今中外的战役和战例说明，打仗首先是打后勤，充分的后勤保障对于取得战争胜利是至关重要的。在济南战役中，华东局和山东省党政领导机关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济南战役开始前，1948年8月中旬，华东局在曲阜召开有鲁中南区各地委书记、专员和部分县委书记、县长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谭震林作了关于形势和如何做好支前工作的报告，会议重点研究和部署了各地的支前工作。华东军区以及山东兵团的军队后勤系统和地方支前系统召开了联席会议，全面地部署了后勤保障工作，至战役发起前，已动员了51.4万支前民工，大小车1.8万辆，担架1.4万副，门板4.6万块，麻袋7.9万条，锨镢5万把，木杆5.7万根，以及不计其数的蔬菜、柴草等等。此役用粮数额巨大，部队、随军常备民工、后方临时民工，连同马料在内，每天需要粮食263万斤。济南战役中共筹粮1.4亿斤，这些粮食都是山东人民无偿捐献的。我这里举几个事例：历城县西营区几天内就供应前线蔬菜7万斤、猪200余头；鲁中南区的沂山区原定征粮200万斤，群众踊跃交粮1230万斤；博山县十天内筹集粮食50万斤、柴草10万斤，并及时送到了前线；鲁中南区从沿海及内地采购食油27.5万斤、咸菜6.5万斤、咸鱼0.9万斤、虾皮1.2万斤、粉条0.2万斤、大蒜1万斤，及时供应了前线。毛主席说：“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正是山东人民群众的无私支援，才使济南战役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往事如过眼云烟，历历在目，不能忘却；岁月似白驹过隙，初心不改，砥砺前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讲，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让我们缅怀历史，放眼未来，以济南战役“红色家底”书写红色篇章，以齐鲁儿女“红色传统”铸就“红色梦想”，自觉从济南战役胜利的伟大精神中吸取力量，不负使命，勇于担当，不惧牺牲，不懈奋斗，在新时代续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