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胜网 - 孙子兵法网齐鲁兵典百将书兵法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新闻兵学旅游文化论坛三十六计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产生了优秀的中华文化。位于泰山南北、黄海之滨的齐鲁大地，自古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泰山文化圈中，诞生了中华文武之道的两位代表：文圣孔子和武圣孙子。他们以泰山为界，一南一北，一鲁一齐，形成推动中华文明不断发展的两只巨轮：儒学和兵学。2000多年前诞生于齐鲁大地上的齐鲁兵学，不仅比西方兵学在时间上要早得多，而且在内容上也深厚丰富，形成完整的体系。齐鲁兵学成为中国兵学的源头和核心，影响了中国的历史乃至世界军事史。“世界兵学看中国，中国兵学看齐鲁”，“齐鲁兵学甲冠天下”。专家学者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依据是：

在几千年刀光剑影、硝烟战火之中，诞生或活跃在齐鲁大地上的众多名人名家，用浓墨重彩书写了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描绘了中国古、近代波澜壮阔的战争画卷，也创造了充满惊人智慧和博大精深内容的齐鲁兵学。今天济南泉城广场上矗立的12位山东历史名人塑像中，除了贾思勰、李清照、蒲松龄分别以农业齐民要术、诗词、文学著称外，舜、管仲、孔子、孙子、墨子、孟子、诸葛亮、王羲之、戚继光等，或是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帝王，或是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将帅，或是对兵学不乏真知灼见的思想家。其他在中国历代创造了辉煌战绩的齐鲁名家名将更是不胜枚举：被誉为中华兵学鼻祖的姜太公，三鼓胜敌的军事心理学家曹刿，以布衣统兵救亡的司马穰苴，创造千古用兵绝唱——“围魏救赵”战法的孙膑，以火牛阵大破燕军的田单、以隆中对和前后出师表享誉后世的智圣诸葛亮、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等等，都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以不同的方式，充实、丰富和发展了齐鲁兵学的内涵。战国时期兵学家尉缭子说：“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而齐桓公、吴起、孙武都出自齐鲁大地。俗话说：江南才子山东将，陕西黄土埋皇上。这是对齐鲁大地兵家名将辈出的生动写照。延续这种传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齐鲁大地也是战将如云。1955年我军第一次授衔的1000多名将军中山东籍的就达87人，此后陆续授将军衔的数以千计。

据史书记载，汉初张良、韩信整理兵书，曾收集到182家军事著作。经过删取，选定了35家。北宋神宗时建立武学，元丰年间正式颁定《武经七书》为武学必读之书。在这七部著名的兵学著述中，《孙子》、《司马法》、《吴子》、《六韬》、《三略》等五部都属于齐鲁兵学，这还不算历史上失传已久，直到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的《孙膑兵法》以及数量可观的兵书残简。另外，《管子》、《晏子春秋》中保留了数量可观的兵学论文。《论语》、《孟子》、《墨子》等著作中也有大量兵学论述的真知灼见。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见诸记载的兵书很多，大浪淘沙，经2000多年战争实践的检验，被珍藏和传承的兵书少而又少，流传至今的大部分先秦著述来自于齐鲁兵学，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历史现象，又是齐鲁兵学在中华兵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有力证明。

一是以“重战慎战”为主导的战争观。重战，即重视战争。《孙子兵法》开篇就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站在人类生死存亡的高度来定义战争，宏观大义，发人深省。慎战，即慎重对待战争，绝不允许草率行事。孙子提出“非危不战”的原则，告诫人们：“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由此可以看到，慎战原则就是主张把战争的手段作为迫不得已的最后选择，即使不得已选择了战争手段，也要尽量控制其暴力的强度。这些思想得到了后世的认可和推崇，现在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不然，长期大规模作战将严重破坏经济，伤害民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有5000多万人死于战争，直接经济损失千万亿美元。即使是取得胜利的同盟国，也付出了巨大的人员伤亡代价。苏联伤亡2700万人，美国伤亡111万多人，英国伤亡130多万人，法国伤亡859万人，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伤亡3500万人，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6000多亿美元。以上实事进一步说明了重战、慎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二是以“令文齐武”为主导的治军观。齐鲁兵学中有关治军的论述随处可见。《太公兵法》中对军队训练和管理就有涉及。孙子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了“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治军理论，即从道义和法制两方面治军，恩威并用，赏罚严明、爱卒善俘，齐勇若一。齐鲁兵学，特别是《孙子兵法》中对军队的管理和训练给予了高度重视，把“士卒孰练”、“兵众孰强”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两个基本因素。孙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军队训练和管理放在战略高度来考察的军事家。为此，要求将帅一方面关心爱护士卒，“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另一方面要严格管理，严明法纪，否则“爱而不能令，辱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这一治军的要则，在2000多年的军事实践中得到了继承、补充、发展和完善。

三是以“不战而胜”为主导的全胜观。“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孙武全胜思想的核心。“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要实现全胜，就要“全争于天下”，就要“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为实现“兵不钝而利可全”，要求具备五个方面的要素：占优势的军事实力，明智的修道保法举措，巧妙的伐谋智慧，高超的伐交艺术，恃吾有以待的战争准备。

四是以“知彼知己”为主导的制胜观。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这里，要求战争指导要建立在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之上，而不能主观、盲目地作出决定。根据敌方、我方以及双方所处的环境条件等情况决定我方行动和部署，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乃是科学的真理”，这已成为指导战争的至理名言。

五是以“制胜权变”为主导的辨证观。齐鲁兵学特别是《孙子兵法》中反映出丰富的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涉及军事领域的许多矛盾范畴，如：敌我、众寡、强弱、攻守、进退、胜败等基本矛盾；如作战实施过程中的奇正、虚实、勇怯、久速、治乱、得失、安危等诸多矛盾。为此提出了许多克敌制胜的重要原则，并被历代战争的实践所验证。孙武对奇正之术极为推崇，他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三军之众，可使其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孙武的兵学思想是辨证的，他既看到作战主导之“正”，又看到作战辅助之“奇”，还看到二者之间可以转化，有时以奇为正，有时以正为奇，使作战方式和手段变幻莫测，达到“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效果，从而夺取战场主动权。

六是以“智、信、仁、勇、严”为主导的将帅观。《司马法》早就提出，将帅要具备“仁、义、智、勇、信”五种品德。《孙子兵法》提出，将帅要做到“智、信、仁、勇、严”，并将其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五事”之一，把“将孰有能”列入“七计”之中。他们都看到，将帅作为“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因此要求将帅具备全面的素质，主要是：要有“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的知识和素养；要有“知诸侯之谋”的政治头脑；要有“料敌制胜”、“通于九变”的指挥才能；要有“合利而动，不合利而止”的决断能力；要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负责精神；要保持“清、静、治、幽”的良好性格及状态。只有这样的将帅，才是“国之辅也”、“国之宝也”。因此，“智、信、仁、勇、严”成为中国历代王朝选将的标准，直到现代也不乏参考和借鉴的意义。

（一）齐鲁文化的继承性为齐鲁兵学的形成铺就基石。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伏羲、炎帝、黄帝是中华文明的开拓者。据有关专家考证，伏羲（又名太昊）是古代东夷族著名首领。五帝中的少昊和舜生长于泰山南北。传说少昊族是黄帝族向东发展的一支。与东夷族杂居接受了太昊族的文化，因此称为少昊。他在曲阜建都，曲阜至今有少昊陵。最近，在潍坊昌乐发现了刻在兽骨上的东夷族象形符号的文字数百个，据有关专家考证，该文字比殷墟的甲骨文要早1000年左右，并正式命名其为“昌乐骨刻文”。舜生于山东诸城，曾在济南历山一带活动。舜勇猛智慧过人、品德高尚，尧经各种测试后推举禅让帝位，舜不负众望，成为中华民族古代历史上有勇名功业的大人。总之，黄河下游和泰山南北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为代表的东夷文化，为齐鲁文明奠定了基础。随着西周的建立，姜尚被封到齐地，成为齐国第一代君主。姜尚本人就很有代表性，他既是当时大道家的代表人物，又是后世兵家的开山鼻祖；鲁国是周公旦之子伯禽的封国，忠实执行周礼，成为典型周礼的保存者和实施者。后来，孔子面对当时礼崩乐坏的局面，讲学传道，创立了影响中华几千年的儒家学说，成为华夏民族杰出的教育家和思想家，被尊为至圣先师，鲁国也成为有名的礼义之邦。先秦的齐鲁文化继承了以往中华上古文明的成果，并搭建起中华文明的基本框架，齐鲁兵学自然也就孕育其中。

（二）齐鲁文化的丰富性促使齐鲁兵学不断完善。齐鲁文化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其中，在思想学术领域，儒家、墨家、兵家成为三大主流学派。兵学研究的对象与儒学、墨学有很大区别，但又有密切的联系。儒学着重研究国家政治、人伦关系、民众教育等问题；墨学则是更加关注民生和科学技术等问题。但儒学和墨学都非常重视富国强兵。在儒家经典《论语》、《孟子》，墨学经典《墨子》中都不乏精彩的兵论华章。如孔子的“足食足兵”，“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孟子的“仁者无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而墨子论兵则有上万言之多，不胜枚举。齐鲁兵学总结历史经验，上承东夷兵学文化渊源，兼收夏商周军事文化，并取炎帝、黄帝兵学思想，还承袭儒、墨、道家精华，对当时用兵作战的基本规律进行了挖掘性探讨。

（三）齐鲁文化的开放性推动齐鲁兵学不断提升。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两次文化高潮。一次是孔子在鲁国讲学，创建了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儒学文化；另一次是齐国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使道、法、兵、名、阴阳五行等各家学派百花齐放，相映成辉。这两次文化高潮都发生在齐鲁不是偶然的，正是由于齐鲁两国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对各种文化思潮兼收并取，才促成学术思想大发展的局面。与此同时，齐、鲁等各国还互相进行思想文化的交流。孔子周游列国，一方面向他国学习，一方面传播儒家主张。孙子也曾到鲁晋楚等国进行考察。孟子还曾到齐国稷下学宫讲学。当时，各家学派的各种思想都得到比较充分的展现。在这种极其活跃的学术氛围中，齐鲁兵学的视野越来越广阔，内容越来越充实，进而达到了前无古人，启迪来者，独树一帜的境界。

（一）齐鲁兵学的形成为齐鲁文化开拓了新领域。齐鲁兵学着重研究有关军事斗争的诸多问题。这是一个独特的领域，有着内在的特殊规律，涉及国防观、战争观、军队建设、战争准备、战略、战役、战术等许多问题。春秋战国时期整个社会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几百年间，诸侯争霸，几乎无日不战。据鲁史《春秋》记载，仅仅在鲁史的243年里，列国间军事行动443次，朝拜诸侯盟会450次，战争规模日趋扩大，样式日趋复杂，程度日趋激烈。战争的丰富实践为军事家构建军事理论体系，指导战争实践，创造了契机，也推动了齐鲁兵学理论的不断成熟。纵观齐鲁兵学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太公兵法》到《司马法》的“军礼”阶段。齐国开创者姜太公不仅是齐国兵学，而且是整个中国军事文化的奠基者。他曾在岐都建立军制，在牧野教习战法，以百夫为师，排军列阵，最终以兵车300乘、士卒45000人，虎贲3000人，战胜纣王17万军队。其兵法即文、武、龙、虎、豹、犬六韬，共60篇，约23万字，通过周文王、周武王与姜太公对话的形式，阐述治国治军和指导战争的理论原则及方法。《司马法》又称《司马穰苴兵法》，《汉书·艺文志》著录《军礼司马法》155篇，今本3卷5篇，为《仁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用众》共约1600多字，据传是齐景公时大司马田穰苴所著。这两部兵书都着眼于“军治”，即军队编成、作战指挥体制、组织行动的原则方法等。目的是将散乱的军队训练组织成规范的统一的适合大规模作战的军事集团。强调治军，强调凝聚人心和统一行动。但是留有礼仪用兵的痕迹。

第二阶段，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先秦兵学高峰阶段。《孙子兵法》总结了商周以来特别是春秋时期的战争经验。承前人之说，发哲辨之理，从战略高度论述了军事领域若干重大问题，架构了齐鲁兵学的完整体系，建立起兵学理论大厦。明朝茅元仪在《武备志·兵诀评》中指出：“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精当地评价了《孙子兵法》的崇高历史地位和永恒思想价值。

第三阶段，以《吴子》、《孙膑兵法》为代表，认可、解读、继承《孙子兵法》，并在实践中加以应用和发展。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吴起，梁启超说他是我国第一流名将。他虽是卫国（今山东定陶西）人，但早年求学于鲁国，曾师事孔子学生曾参，后刻苦钻研兵法，对姜太公、司马穰苴和孙武的用兵之道了然于心。鲁穆公时，拜为鲁将，大破齐军，继任魏将，“击秦，拔五城”，屡建战功。其兵法《吴子》6篇，近5000字，与《孙子兵法》齐名，战国韩非子曰：“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孙膑是孙武的后世子孙，早年曾拜师于鬼谷子，与庞涓同学兵法。孙膑聪慧好学，深得先祖孙武真传，故遭到魏国将军庞涓的嫉妒和陷害。民间传说的许多孙庞斗智的故事，处处充盈着孙膑的智慧。史记中有“孙子膑脚而论兵法”的记载。《孙膑兵法》曾广泛流传于战国末期和秦汉时期，后来失传。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孙膑兵法竹简16篇，从而破解了孙武、孙膑是否两人并有两部兵书传世的千古之谜。

（二）齐鲁兵学的架构体系成为齐鲁文化的重要支柱。齐鲁兵学伴随着齐鲁两国800年的历史（确切地说，齐国825年，鲁国797年），不断发展完善，形成庞大而又完善的体系，而不是支离破碎的某些观点。仅就《孙子兵法》而言，虽然只有5900余字，但言简义丰，体系庞大，思想深邃，全书13篇，以战争运筹和作战指导为核心，层层展开，逻辑严谨，形成了一个极富特色的军事理论体系，其内容涵盖了战争观、战略战术、作战保障、军队建设等军事理论的主要方面，并在这些方面创设了诸多内涵深邃的范畴和命题，提出了系统而深刻的思想。

第一篇《计》，主要论述了谋划战争的重要性，提出了“五事”“七计”、“兵者，诡道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等军事原则；第二篇《作战》，论述了人力、物力、财力与战争的关系，提出了“因粮于敌”、“兵贵胜，不贵久”等原则；第三篇《谋攻》，论述了“上兵伐谋”的“全胜”思想，揭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军事规律；第四篇《形》，论述了赢得战争必须具备的客观物质力量，提出了“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原则；第五篇《势》，论述了如何正确实施作战指挥，灵活用兵，以造成锐不可当的有利态势；第六篇《虚实》，论述了作战指挥中如何“示形”等手段，调动敌人，避实击虚，“因敌而制胜”；第七篇《军争》，论述了如何争取战场主动权，提出了“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军事原则；第八篇《九变》，论述了如何根据战场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军事原则，提出了“君命有所不受”的思想；第九篇《行军》，论述了行军、宿营和作战中如何侦察判断敌情，怎样利用地形地物；第十篇《地形》，论述了地形与作战的关系，以及在不同地形条件下的行动原则；第十一篇《九地》，论述了九种不同作战地区及其用兵原则；第十二篇《火攻》，论述了火攻的种类、条件和实施方法；第十三篇《用间》，从战略的高度论述了使用间谍的重要性和方法，提出了先知敌情“不可取于鬼神”，“必取于人”的思想。

《孙子兵法》作为东方智慧的结晶，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高度成就，被公认为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系统的军事理论体系，孙子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创立了系统军事理论的伟大思想家。特别是蕴涵其中的重道尚智的价值取向，强军安国的和平追求，兼收并蓄的开放态度，上兵伐谋的庙算良策，阐明了齐鲁兵学用兵制胜的途径，足以成为支撑齐鲁文化的重要柱石。

（三）齐鲁兵学的丰富实践为齐鲁文化结出丰硕成果。齐鲁兵学有着鲜明的功利性和很强的实践性，最早进入社会上层，被统治者所接受并应用。其富国强兵的思想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姜尚任第一代君主时，用了不长时间，就使齐国富国强兵，肩负起安周平叛的重任，享有“五伯九侯，实得征之”的特权。管仲辅佐齐桓公，高擎“尊王攘夷”的大旗，“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齐国大司马田穰苴文能服众，武能威敌，严于治军，不避权贵，在他受命攻打燕晋之初，就将出征违纪的齐景公宠臣监军庄贾斩首示众，使全军震恐，争相赴战，大败燕晋之师，收复了失地，其名声大振。孙武以自著兵法十三篇晋见吴王阖闾，得到吴王的重用任为将军，辅佐吴王治国强军，一战攻克楚国重镇养城；二战以三万之师，打败楚军20万，攻取楚国都城；又挥师北上，威震齐、晋诸大国，显名诸侯，为吴国完成霸业奠定基础。孙膑则以刑残之身，战胜魏国大将军庞涓，以桂陵之战、马陵之战闻名于世。吴起被魏文侯任为西河守，以拒秦韩，与诸侯数十战，辟土四面，拓地千里，后又辅佐楚悼王主持变法，富国强兵，“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张良接受济北黄石老人黄石公（今济南市平阴县东阿镇黄石村人）所授兵书——素书和三略，辅佐刘邦建立大汉王朝，并得以保全善终。古人云：书中智慧“用之修身，可以明志益寿；用之治国，可以位极人臣；用之经商，可以富埒王侯；用之军事，可以百战百胜。”《三十六计》作者，南朝宋国名将檀道济（山东济宁金乡檀庄人）“唱筹量沙”名垂青史。

齐鲁兵学不仅在军事领域硕果累累，而且应用到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均见奇效。越国上将军范蠡在辅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兴越灭吴后辞官不做，来到齐地，用兵法之理经商，富至千金，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北宋名相王安石说过：“孙子兵法，得一两句，便可成功名。”齐鲁兵学的这一特点，宏扬彰显了齐鲁文化。

一是重道义。齐鲁兵学不只把眼睛盯在有形的军队作战形式上，而且挖掘到了隐藏在战争中的无形的因素。这些无形因素中，最重要的是“道”。《孙子兵法·计篇》指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者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他还将“道”作为“经之五事”之首，将“主孰有道”作为知胜负的首要条件。《孙膑兵法》更多地讲到“道”。孙膑说：“先知胜不胜之谓道。”“求其道，国固长久。”“知其道者，兵有功，主有名。”不只兵家讲“道”，儒家也追寻“道”。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可见，孔子将达道作为最高理想。墨学主张兼爱、非攻，强调“义”，对兵家也有影响。《孙膑兵法·见威王》指出：“义者，兵之首也。”“卒寡而兵强者，义也。”“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可见，齐鲁兵学对战争的性质早有认识。齐鲁文化中的各学派互相浸润，影响了几千年的山东人。

二是重人本。齐鲁兵学尽管是研究战争的，却不以杀人为目的，而以争取人心、使国家富强为目的。齐鲁兵学始终贯穿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司马法》指出：“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管子》中也提到，兴师要考虑不误生产，使民有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孙膑兵法》强调“天地之间，莫贵于人”。要“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黄石公《三略》则指出：“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得其干,收其本,则政行而无怨。”儒、墨等齐鲁各学派同样注重民本。孔子曰：“仁者爱人”，“有教无类”，“修己以安百姓”。墨子提倡“兼相爱，交相利”，“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孟子强调“民贵君轻”。这些都与兵家相通。齐鲁文化因之具有鲜明的人文色彩，以人为本构成齐鲁文化的灵魂和核心。

三是重务实。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齐鲁兵学非常注重实效，强调作战要客观地分析各方面情况，力争以最小的投入和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否则，决不轻易用兵。齐鲁文化也非常注重实效，以至于山东人至今都很实在，说话不愿绕圈子，直来直去，有啥说啥，山东人做事情肯出力气，脚踏实地，待人诚实，办事扎实，以粗犷豪放为人实在著称。

四是重兼容。齐鲁人胸怀宽阔，善于吸收来自各国各地的有益思想、经验和技能。齐鲁兵学没有门户之见，而是在广泛学习、争辩包容的氛围中发展完善的。《孙子兵法》的许多精章名句，甚至是从齐鲁两国交锋对阵的乾时之战、长勺之战等战役战例中总结吸纳的。齐鲁之地依山傍海，使山东人充分认识“海纳百川”的真意，历来以开阔的胸怀迎接八方来客，正像孔子说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五是重超越。齐鲁兵学其深刻之处在于研究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努力把握战争发展的基本规律。只要抓住事物本质，就可以超越时间、空间，不仅对过去，而且对现在和将来都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在齐鲁文化等学派中，都不乏深刻之处。这就使齐鲁文化全面深刻地反映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人们认识世界，推动社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所以说，齐鲁兵学和齐鲁文化都具备有益社会进步的基本特征。时至今日，齐鲁兵学和齐鲁文化仍然在世界范围产生影响，在社会各领域提供着可供借鉴和汲取的丰富营养。

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是齐鲁兵学的代表，是中国古代兵学高度成熟的标志。它的生命力，不仅体现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及后来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中，而且超越时空，影响到现代世界各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思想等领域。多年来，海内外《孙子兵法》热方兴未艾。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越来越多的世人所推崇。《孙子兵法》和意大利尼古拉·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西班牙巴尔沙塔·葛拉西安的《智慧书》，并列为人类思想史上具有永恒价值的三大智慧奇书，备受世界各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教育家、经济学家、企业家以及科技界、医学界和体育界的青睐。美国海军上校柏特逊说：“在遥远的中国，有两位将军，他们所有的关于战争的议论，都可以凝集在一本小册子里。不像克劳塞维茨那样写了九大巨册，仅自足地写下了数量有限的箴言。而小册子里的每则箴言都具体表现了他们关于战争行为的信条和重要教义。这两位军事主宰者——孙子和吴子，他们无价的真理，已经长存了两千多年。”《孙子兵法》在国际和国内传播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应该看到，它虽说是一部兵书，但由于其思想深刻、涵盖广泛，其影响所至远远超出了军事范畴，变成指导经济、政治、文化、外交、体育、医疗乃至于人生等各个方面的不朽经典。美国著名的兰德公司学者波拉克说得好：“孙子和孔子一样有永恒的智慧，这种智慧属于全世界。”

从《孙子兵法》与现代战争看。直到今天，尽管现代战争的形式和特点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孙子兵法》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军在大力推进新军事革命的同时，各军种和院校都加强了对《孙子兵法》的学习和研究，并在“空地一体战”作战纲要和《2010年联合构想》、《2020年联合构想》等作战条令中，引用了许多孙子的箴言警句。美国人也毫不讳言地承认，自海湾战争以来他们进行的历次战争的作战理论和战略战术，包括伊拉克战争中运用的“震慑”理论或“快速决定性作战”理论，以及斩首、攻心、精确闪击等一系列战法，都汲取了孙子的智慧。未来高科技战争将是信息化战争，古今中外的许多兵书、军事理论、作战思想、战斗条令、操作细则，有的要进行修改，有的可能被淘汰，但是，《孙子兵法》中那些揭示战争基本规律的名言警句，如“不战而屈人之兵”，“致人而不致于人”，“兵贵胜，不贵久”，“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等等，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现代化战争中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应当指出的是，产生于2500多年前的《孙子兵法》不可避免地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孙子兵法》中也不可能有现代或未来战争的现成理论。那种把孙子思想与现代作战理论生搬硬套的简单做法，或以为从《孙子兵法》中能够方便地找到应付现代战争的灵丹妙药的浅薄思想，都是不足取的。

从《孙子兵法》与商业经营看。古人说“治产如治兵”，今人说“商场如战场”。二者之间：一是兵家“非利不动”，商家以利为本，在商言利，天经地义，商人彼此均以利益为竞争的价值取向。所不同的是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商业竞争的最高境界是实现双赢。二是兵家“上兵伐谋”，商家巧于计算，彼此都以谋略为竞争的最佳手段。三是兵家依法治军，商家以法治业，彼此的兴衰成败都依赖于团体的素质和力量。正因为二者具有这些一致的特点，兵战和商战的基本原则才能互相通用。早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就将《孙子兵法》引进了企业管理。日本学者村山孚说：“日本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两个支柱，一个是美国的现代管理制度，一个是《孙子兵法》的战略和策略”。被称为日本“经营之神”的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更是公开宣称《孙子兵法》是他们成功的法宝：“中国古代先哲孙子是天下第一神灵。我公司职员必须顶礼膜拜，对其认真背诵，灵活应用，公司才能兴旺发达。”由此可见，《孙子兵法》在商战中的应用已是非常普遍。

从《孙子兵法》与医药卫生看。孙子非常注重军队卫生防病，指出：“凡军喜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并特别强调“三军足食”、“并气积力”、“谨养而勿劳”。因此医学界也非常推崇《孙子兵法》。在清乾隆年间，太医徐大椿在他撰写的《医学源流论》中专辟《用药如用兵》一章，全面、详尽、准确地阐述了“防病如防敌”、“治病如治寇”、“用药如用兵”、“择医如用将”等医理，并提出“以寡胜众”等治病的十种方法。文章最后得出结论：“《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知矣。”

从《孙子兵法》与人生教化看。《孙子兵法》对人生教化的作用，很早就被社会各界所重视和认可。明代谈恺称“孙子上谋而后攻，修道而保法，论将则曰仁智信勇严，与孔子合”，将孙子与孔子相提并论，认为《孙子兵法》无论对军事斗争，还是处世交际，都具有教化作用。明代文人李贽更发出“吾独恨其不以七书与六经合而为一，以教天下万世也”的感叹，把《孙子兵法》等七部兵书与“六经”一样视为人生处世的经典。民国时期研究《孙子兵法》的专家李浴日指出：“孙子是‘圣经’，倘若你苦闷时，拿起它读读，必会快乐风生；倘若你失败时，捧起它研究研究，必会吸收着成功的降临。”日本的福本义亮则把《孙子兵法》作为人生处世的座右铭，认为“盖孙子者，兵书而外交教科书也，亦人生百般座右铭也。今更生于新时代，依各人之职务而活用之，处世上有所裨益也。”《孙子兵法》中最能教化人生的莫过于“将帅论”。为人如为将，既要有超群的智慧和才干，又要有良好的性格和情操。孙子的“为将五德”之说，概括了将帅应有的品质，要求集才智、诚信、仁爱、勇敢、威严于一身，做到有德有才，有勇有谋，有仁有义，有诚有信，有威有严，这不仅是为将之道，也是世人修身养性的准则。山东有一学者提出，“做人学孔子，处世学老子，做事学孙子”，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

从《孙子兵法》与竞技体育看。在竞技体育项目中，《孙子兵法》中的“知彼知己”、“避实击虚”、“择人任势”、“用帅选将”以及排兵布阵都与竞技体育密切相关。战国时期田忌赛马是脍炙人口的竞技故事。2008年成功举办的第29届北京奥运会，我国体育代表团取得令世人瞩目的骄人业绩，这里面渗透着《孙子兵法》的智慧是显而易见的。

孙子的智慧，根本的、核心的、精髓的究竟是什么呢？我说智慧的智字，上边一个知字，下边一个日字，意思是天天知道新情况，日日学到新知识，这才叫智。《孙子兵法》不到6000字，其中仅“知”字就有79个。如“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齐国名相管仲曰：“为兵之数，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敌。”这就告诉我们：不知则不智，无知则无胜。因此，我们无论从政、从军、从教、从商、从医、从事各行各业，都要把握一个知字，努力在亲知、真知、先知、熟知、预知上下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