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体现的是一个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理论体系，它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时间长河之水的冲刷荡涤而青春永驻，独领风骚，奥秘就在于其哲学基础坚如磐石，不可动摇；其思想方法高明锐利，屡试不爽。在《孙子兵法》那里，没有繁琐的论证，没有玄虚的猜测，所有的唯实事求是的唯物立场，生机盎然的理性精神，积极能动的辩证思维，而所有这些，遂使得它从根本上摆脱了时空的羁缚，生生不息，永葆魅力。
从更深的层次考察，孙武哲学的精髓在于它的能动辩证的思维方法，即以对立统一的观念与方法分析问题、解决矛盾的视野与途径。它所体现的正是一种哲学大智慧，对从事任何工作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在今天我们研究与运用《孙子兵法》，重点就在于深刻体悟、高明借鉴这一哲学精髓。本文仅就利与害、全与偏两大关系加以申论，从一个侧面领略孙武的睿智与价值。
一、利与害
《孙子兵法》特别强调趋利避害，这正是它实用理性的显著体现。在孙武看来，如何对待战争，是否从事战争，怎样驾驭战争，出发点是考察事物本身的利益大小、得失多少。因此他一再强调“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非利勿动，非得勿用，非危不战”。其根本宗旨，就是要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
如果孙武的利害观止步于“趋利避害”这一点上，那么孙武的见解也就谈不上什么特别卓越了。毕竟“趋利避害”的意识是大多数人所共有的，不由孙武一人独享专利。孙武的高明在于他和老子一样，能够辩证地看待利弊得失，认识到利与害既是辩证统一的，又是互相交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还是随时转化、变易无定的，更是层次丰富、对象有别的。
《道德经》讲：“长短相形，难易相成，前后相随，高下相倾”，“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指的是利与害是辩证统一的，各以对方的存在而存在，无难即无易，无利也就无所谓害，利害、高下、长短、前后、难易、祸福，均以对立统一的共生体出现。对此，孙武同样有极其深刻的认识，认为利与害处于同一事物之中，两者如影相随、不离须臾，“夫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尽知用兵之利也”。所以，高明的战略家或指挥者，应该将利与害作为一个统一整体来考虑对待，见利思害，见害思利，即所谓“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
可别小觑了这个“杂”字。它的精髓在于孙武清醒地看到了利与害错综交杂在同一事物的内部，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没有单纯、绝对之利，也无单纯、绝对之弊。在一个人的身上、一件事上，优点与缺点、长处与短处、优势与劣势，形影不离，生死与共，乃是一个铜钱的正反两面，在去掉了他（它）的缺点的同时也去掉了他（它）的优点，同样的道理，要保留他（它）的优点，同时也得容忍、接受他（它）的缺点，绝没有光得利不涉害的好事，也坏不到尽是弊害不见益处的程度。总之，在利与害关系上只能是“杂于利害”，而切不可一厢情愿。
孙武有关利与害对立统一关系的认识，深刻地揭示了事物运动的基本性质与一般规律。在历史上，在现实生活中，利与害共生一体乃是普遍的现象，对它只能包容、接受，而无法追逐单纯之利，排斥单纯之害，否则必然会受到历史的惩罚与生活的嘲弄。洋务运动的破产就是这方面十分典型的例子。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受了千年首遇的奇耻大辱。为了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一些开明官僚开始对近代西方文明产生兴趣，希望“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然而，由于他们都是生存于封建体制内的重要人员，所以在他们看来，西方的近代技术，如“船坚炮利”等可学，而西方的政治制度，西方的文化思想则是万万不可学的，这就是张之洞所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换言之，洋务运动的主持者所想要的只是西方近代文明之“利”，而绝对不愿接受的，乃是西方近代文明之“害”。
这种思维方式当然是违背孙武“杂于利害”的哲学精髓的。因为按照利与害相“杂”的原理，西方的近代文明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既包括它的技术层面，也包括它的制度层面，还包括它的观念层面，换言之，当时西方近代先进的生产力（当然包括“船坚炮利”）是建立在西方近代的制度架构与近代的文化观念基础之上的。这意味着，洋务派要么把西方近代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全面地学（当然这并不排斥结合中国近代国情有所改造或调整），要么干脆什么都不学，要知道光得利不沾害这样的思维从一开始就错了，而将它付诸实践那更是贻祸无限了。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甲午海战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完全走入了死胡同。在甲午海战中，中日海军从武器技术的层面来说是各有千秋，不相伯仲。当时，北洋水师的军舰吨位比对手多，舰炮的口径比对手大，军舰的铁甲比对手厚；而日本海军也有其优势，一是航速比北洋水师的军舰大，大炮发射的速度比北洋水师的快，可见双方各有优势，也各有弱点。按常理，双方打下来应该是个平手，可交战的事实却表明，我们根本打不过人家，北洋舰队是全军覆灭，可人家日本的军舰却一艘也没有被我们打沉。
有几个细节被透露了北洋舰队的覆灭不是偶然的：当“致远”号中鱼雷沉没时，军舰管带邓世昌有一条爱犬过来咬住他的衣襟，不让他沉入海底，这时，邓世昌已抱定殉国的志向，所以不但不让爱犬救他，反而把爱犬也按入水中，一起死去。邓世昌无疑是民族英雄，他英勇作战、矢志殉国的壮举也可歌可泣，可是身为一舰之长，怎么打仗时还带着狗呢?可见平时他在军队管理上是有问题的。应该说，这不是邓世昌一个人的问题，整个北洋水师在管理上的无序和不足情况实际上要严重得多。战前日本军方认为自己能打败对手，凭什么，就凭一个细节：北洋水师军舰停泊在港口时，舰炮的炮筒上挂满了官兵的大裤衩。而这本身，显示了北洋水师平时管理上的松弛，没有必要的备战意识，这样的军队战斗力自然可想而知。由此可见，西方近代先进技术学得再多，硬件条件再好，如果“软件”跟不上去，那么有再多的军舰，有再多的大炮，还是打不了胜仗。而所谓“软件”、“软实力”，对洋务派而言，光学西方的“船坚炮利”是远远不够的。他们一厢情愿取“利”弃“害”，违背了孙武所揭示的辩证法，其独吞苦果也就是理有固宜了。
孙武所阐发的“利”与“害”相交“杂”，无单纯之利，也无单纯之害的深刻哲理，在我们周围生活中也大量存在。譬如有的人很有才干，但同时却恃才傲物，你要让他发挥才干，多作贡献，使他的优点、长处充分得以展现，那就必须容忍海涵他的个性孤傲、处世乖张的缺陷；否则你就只好去任用听话老实的人，而很多情况下，这样的人很可能是庸才。但对事业来说，用人才总比用庸才要来得有意义。
这种利与害并存的哲学思维，也是我们今天观察一切问题的正确视野，解决一切问题的有效手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发展变化之巨大是举世瞩目的，成就有目共睹，进步显而易见，这无疑是国家之“利”，民族之“利”，百姓之“利”，但是用“利害相杂”的观点来考察，在取得大“利”的同时，必定也存在着一定的“不利”，它们是并存的。如在经济腾飞，GDP指数猛升的同时，我们的各种资源在急剧减少，生态环境遭污染、遭破坏的情况日益严重；又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使得不少人迅速富裕，成为事业的成功者和生活的幸福者，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很大一部分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的，社会上贫富差距正变得越来越悬殊，越来越成为我们社会所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酝酿着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再如，这些年我们在引入新观念、新的生活方式，改变着人们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使之更加合乎现代社会生活节奏与潮流的过程中，我们也痛心地发现，我们民族固有的不少传统美德，像孝敬父母、友悌兄弟、和睦邻居、尊重师长等，正越来越走向式微，有识之士无不为之痛心疾首，嗟叹惋惜。凡此种种，均表明“利”与“害”如影相随，交杂共生。作为决策者，一定要对此予以高度的重视，在充分肯定成就（“利”）的同时，也清醒地看到“利”之背后所蕴含的“害”，这样才不会让胜利冲昏头脑，牢牢立于不败之地，即所谓“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
利与害是辩证的统一；而在主体上，看待利与害也应持辩证的态度。高明的战略家从来不否定同一事物中利与弊的客观存在，只是特别强调要把利与害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让任何一面无限制的膨胀（即便是“利”也不宜过分追求，如投资股票、经营房地产所获之“利”远远大于储蓄生息之“利”，可它们的风险性——“害”之大也是具有毁灭性的）。总之，在于一切取舍得当，张弛有度。在这个意义上说，前几年我们讲一味发展经济是对的，非如此，则没有国家的迅速崛起，以泱泱大国风采展现在世界各国之前。而现在讲科学发展观更是没有任何错，非这般，则我们国家的发展就不可能持续化长期化。可见，在不同的时期自有不同的强调重点，自有其时代主题与文化精神。
战略家、决策者的高明，在于有全面驾驭利与害关系的杰出智慧，尤其是在看待利与害的时候能够清醒地分清主次和轻重缓急。换言之，趋利避害不仅是一个功利选择问题，更是一个哲学考察问题。
就“利”而言，“利”有根本之利与枝节之利之别，有长远之利与眼前之利之别，有全局之利与局部之利之别，有实质之利与表面之利之别。“害”的情况也对应，同样有根本与枝节、长远与眼前、全局与局部、实质与表面之区分。高明的决策者“趋利避害”的关键，就在于求本质之利、根本之利、长远之利、全局之利，而不要为眼前之利、局部之利、枝节之利、表面之利所迷惑，以至作出错误或短视的决策，干扰了根本利益的实现。而要善于做到有勇气牺牲眼前之利，去赢得长远之利（如汉朝初年统治者对匈奴贵族实行屈辱的“和亲”政策）；牺牲枝节之利，去赢得根本之利（如春秋时期晋国范文子反对楚国展开鄢陵之战）；牺牲表面之利，去赢得本质之利（如战国秦国实施范睢的远交近攻策略方针），牺牲局部之利，去赢得全局之利（如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参与国际经济全球化），等等。
二、全与偏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追求万全，崇尚圆满。这体现在日常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方方面面：药品喜欢取名为“十全大补丸”，“十全大补酒”，宴席推重的是“满汉全席”；旅游服务的高标准是“全程服务”，连乾隆皇帝为了标榜自己的功业，亦自诩为“十全老人”。总之，一切唯“万全”是尚，一切唯“圆满”是冀。
在这种求“全”文化传统形成的过程中，《孙子兵法》的“全胜”理念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在诸子百家中，把“全”作为其核心价值取向的，应该说，《孙子兵法》是其主要代表。《孙子兵法》十三篇中，提到“全”的地方多达10余处，如言“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修道而保法，故能自保而全胜”；“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等等。由此可见，“全”在《孙子兵法》思想体系中的地位，有如孔子学说的核心“仁”、老子哲学的核心“道”、墨子理论的核心“兼爱”一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孙武认为，推行“全胜”战略，是理之所宜，势之必然。因为它对己方来说，代价最小；对彼方来说，反抗最弱；对普通民众来说，灾难最微；对天下来说，获益最大。无疑是最佳的选择，最合算的博弈。为此，孙武逻辑地推导出用兵的最上乘的境界：“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主张用“全胜”之策角逐于群雄，争胜于天下；“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
能有这样的境界，无疑是崇高的理想主义者，孙武的确很了不起。但更加了不起的是，孙武同时还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在他的心目中，“求全”只能是一面旗帜，一种理想，一个口号，战略指导者如果过于拘泥胶着于所谓的“全胜”，而忘却了战争厮杀这个残酷的铁血事实，将“理想”同“实际”简单地等同起来，则不免是“迂远而阔于事情”，自欺欺人了。换句话说，孙武本人已清醒地认识到，一味追求万全之策是不现实的，因为“先作万全之计，然后图彼，得之则大克，不得则自全”（《魏书·邢峦传》），“全胜不斗，大兵无创，与鬼神通”（《六韬·龙韬·兵势》）云云，只能看作是一种理想的追求。事实上天下之事“不如意者常八九，可心人儿无一二”，很难有真正的“万全”，更不应该为追求万全，争取圆满而患得患失，瞻前顾后，投鼠忌器，优柔寡断，以至于错失战机，陷于被动，与成功失之交臂，图虚名而处实祸，要面子而不要里子。
正因为孙武早已将这层辩证关系明了于胸，所以，他在高举“全胜”这杆大旗、理念上汲汲追求万全之策的同时，在具体操作的层面上一直在磨砺“战胜”这把尖刀，注重“取偏”的实效。特别强调突出重点，剑走偏锋，优化资源的配置，主张集中兵力，发挥优势，以十击一，扬长避短，寻找适宜的突破口，中心开花，各个击破，在此基础上扩大战果，克敌制胜，“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指出战略指导者和作战指挥员最大的过错，在于不能够分清轻重缓急与主次，面面俱到，平均使用力量，眉毛胡子一把抓，西瓜芝麻随地捡，“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
由此可见，在兵圣孙武那里，理想上求“全”与操作重“偏”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高度统一的。孙武真正明白了“舍得”这层道理，看到得与失是辩证的，舍得舍得，说到底，是有舍才有得。因此，孙武强调五“不”，“途有所不由，地有所不争，城有所不攻，军有所不击，君命有所不受”，强调决不能为“求全”而大包大揽，决不应为“全胜”而放弃“战胜”，一切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牵一发而动全身，以四两而拨千斤，“以正合，以奇胜”。应该说，孙武有关“全”“偏”关系的理性认识，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精髓。老子云“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其所体现的精神旨趣，正与孙武“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的理念相吻合。
英国著名战略学家利德尔·哈特在其《战略论》一书中指出：战略家智慧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要有能力来区别哪些是能够办到的和哪些是不能够办到的。很显然，孙武有关“全”与“偏”平衡统一的辩证思维，反映了理想与实际的统一、终极目标与阶段任务的统一。这种认识在今天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对我们今天观察问题、解决问题同样不无重大的启迪意义。它提醒人们，凡事都要设立一个远大而崇高的理想目标，朝着“尽善尽美”的方向去积极努力。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则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摆正位置，放低身段，调适心态，尊重客观现实，不作超越个人能力与水平的企冀，不做期盼天下掉馅饼之类好事的美梦。特别是要防止出现一味企求万全，事事渴望圆满的心理期待与行为方式。这包括计划方案制定上的面面俱到、方方皆足；博弈竞争活动中的通吃不漏，竭泽而渔；人才选拔任用上的求全责备、一杆标尺。总而言之，“全”只能是理想，是旗帜，是鼓舞人心、激励士气的美妙图景；“偏”才是现实，是真正可以践行、可以落实的选择。这也许可以称作为“取法其上，得乎其中”。至于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更有必要借鉴《孙子兵法》的用兵真艺术，人生大智慧，领悟“全”与“偏”辩证关系的真谛，做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水无常形，兵无常势，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首先是要分清缓急，甄别主次，把握关键，集中兵力，各个击破，逐次展开，有条不紊，而千万不可不分重点撒网，平均使用力量，有枣没枣先打一竿子再说，结果导致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甚至西瓜芝麻统统丢光的局面发生。当年解放战争中蒋介石军队之所以一败涂地，其政权之所以土崩瓦解，除了其反动性质决定了其前途黑暗、没有希望这个根本原因之外，其发动全面内战时战略进攻方向的全面铺开，面面俱到，重点被淡化，平均使用力量，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至少这起到了转换双方优劣态势，加速其走向灭亡的重要作用。全面进攻其实变成全面不能真正进攻，也就是说，个个是重点，结果个个都无法成为重点。等到蒋介石等人意识到“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这层基本道理，急忙调整战略进攻方针，改“全面进攻”为“以山东、陕北作目标的重点进攻”时，情况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其拥有战略主动权的历史性机遇早就远远失去了，这样，其这种调整便完全成了明日黄花，毫无价值可言。由此可知，国民党政权的迅速垮台，与它全面内战爆发时所作的“全面进攻”战略抉择有一定关系，而其之所以会做出这样愚蠢的决策，则与其不懂得“曲则全”、“偏则全”，“少则得，多则惑”的基本道理不无关系，自食了“贪多嚼不烂”的苦果。
其次是要敢于冒一定的风险，当断则断，切忌因求全求稳而瞻前顾后，优柔寡断。杜预在劝谏晋武帝司马炎出兵攻打孙吴政权，完成国家统一时强调，“凡事当以利害相较，今此举（指伐吴统一天下）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于无功耳”。战前准备的充分只是相对的，战机成熟的界定也同样是相对的。在任何情况下，军事行动都带有一定的冒险性，即“在战略上，由于战争的不确定性难以完全克服的缘故，做出战略决策与战争计划往往面临一定的、甚至程度颇大的未知因素，因而在一定条件下是允许冒些风险的”。杜预的观点表明，如果一味追求“完全”而在“十之一二”不利条件（或不确定因素）面前自缚手脚，那么，西晋灭吴统一全国的大业必将是遥遥无期。
用兵打仗是如此，从事其他工作也没有例外。求稳求全就动机而言，自然是好的，但是在实际社会生活中，这种心态往往会导致保守，缺乏必要的进取精神，不敢去面对挑战，不敢去主动出击，以至机遇在自己的身边悄然溜走。正确的态度是，要像用兵打仗那样，敢于冒一定的风险，以偏为全，以曲为全，破中求全，处处掌控主动，事事把握先机，从而在激烈竞争的社会生活中游刃有余，稳操胜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