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战争观最主要的核心就是“慎战”，谨慎地对待战争。既不否定战争，但又反对穷兵黩武，这是孙武对待战争的一个基本态度。孙武的“武”字在当时的象形字中由“止戈”两字组成，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他的以战反战思想不谋而合。“慎战”是《孙子兵法》理论体系的重要逻辑起点。《孙子兵法》通篇没有“慎战”二字，但篇篇都贯穿此思想，是《孙子兵法》的血脉。其“慎战”思想观点的主要有：
必须慎重对待战争。《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地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告诫我们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军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是不能不认真探讨研究的。“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强调懂得用兵的将帅，是掌握人民命运的人，是国家安危的主宰。也就是说军队是国家的重器，必须谨慎掌握。
不可以轻启战端。战争是国家的凶器，要“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就是说不是对国家有利就不要行动，不能取得胜利就不要动兵，不到危机紧迫之时就不要轻易开战。最高决策者不能因愤怒而发动战争，领兵打仗的将帅不能因气愤而出阵求战。应该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做到对国家有利才行动，对国家不利就停止。他还说“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愤怒可以恢复到欢喜，气愤可以恢复到高兴，国亡了就不能复存，人死了就不能再生。所以明智的国君对开战打仗要特别慎重，良好的将帅对此也要特别警惕，这才是安定国家和保全军队的关键。
要有充分的战争准备。战争无一例外的会带来种种惨祸、灾难和痛苦，但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孙武主张如果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对抗形式，要按全胜、速胜原则对战争进行精心谋划，充分准备。要充分做好战前物资的储备，天时地利，军民士气，赏罚等各方面的准备，在战争爆发前使自己具备取得战争胜利的条件，做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要先创造出不被敌人战胜的条件，等有了可以战胜敌人的机会再开战，做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仅要考虑战争能否赢得胜利，还要考虑战争胜利后引起的实力对比以及战略格局的变化，做到“战胜攻取，而不修其攻者凶”。要充分了解各个方面的情况，掌握具体而又全面的信息，做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力争不战而屈人之兵。孙武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百战百胜还不算高明中最高明的，不战而使敌人屈服，才算得是高明中最高明的。战争是解决国家之间、政治集团之间矛盾的重要手段。战场的成败得失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安危和民族的存亡。虽然战争在解决政治矛盾中具有不可取代的特殊功能，但它不一定是解决国家间利益冲突的最后手段，而是最终为政治解决问题创造条件。所以，孙武说“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强调要充分利用政治谋略、外交手段等来明道、备力，造成一种必胜的形势，挫败敌人，使对方不战而屈。“不战”是孙武“慎战”思想的最高境界。“不战”仍然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不战”而能达到己方的政治愿景才是政治家、军事家争取的目标。
孙武的“慎战”思想观点，强调决策者要着眼于维护国家利益和保全军队，对战争保持克制和理性，以降低战争发生的频率；战争指挥者要慎重对待作战的每个要素和每个环节，谨慎筹划，善用谋略，以减少战争带来的损失。孙武的“慎战”思想包含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基因。中国历来主张和睦九族，协同万邦。儒家始祖孔子，更是把“和”视为天下之基，万物之本。“和”的理念表现在战争上就是贵和重人，尚武不尚战，慎用战争这种凶器。史河长流，人事沧桑，中华民族崇尚和睦，从不好战又从不惧战的品格历久弥坚。中国今天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善邻惠邻的睦邻政策和积极防御的国防政策，正是这一民族品格的承传和光大。今天，我们研习《孙子兵法》，其目的是要把历史智慧变为现实智慧，古为今用。孙武“慎战”思想对我们做好现实军事斗争准备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把遏制战争提高到优先考虑的战略地位。遏制战争于未萌，是孙武战争观的重要思想。它是综合运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手段，推迟、制止和避免战争的爆发，包括遏制战争力量的增长，遏制矛盾和冲突向导致战争的方向转化，遏制小的战争升级为大的战争。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背景下，我国安全环境面临三大战争威胁，即超级大国为压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及和平崛起，不断制造麻烦，从而对我构成了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性的威胁，甚至不惜以种种借口挑起战端；我与周边一些邻国存在较大面积的陆地边界、海域划分上的争端，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擦枪走火；企图分裂祖国的“台独”、“藏独”、“彊独”敌对势力在国际势力的支持下活动猖獗，情况危急时我不得不使用武力解决。上述不安全因素由来已久，有些矛盾也曾激化过，并由此发生了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今后，在我国的和平崛起中，遇到的矛盾和冲突可能比以往更激烈更突出，但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我们应该谨记孙武的教诲，把遏制战争作为军事斗争的最佳形式，积极运用威慑手段，尽一切可能遏制战争。遇到情况能用政治、外交、经济手段解决，就不用军事手段；需要运用军事手段时，应坚持能和不战，宁小勿大，尽量争取不战而屈人之兵。
首先，对于西方大国应避免发生直接军事对抗。应更多地从政治、外交、经济上进行斗争，争取和平建设的有利时机，不断提高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努力创造不被对手战胜的条件。这一政治智慧已被多年来的斗争实践所证明。其次，对于我周边领土、领海存在争端的国家要在斗争中求和平。我国与许多周边国家因历史遗留问题造成了实事上的许多领土、领海争端。这些争端时不时因利益问题的摩擦迸发出一些“火星”。对此，我们要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尽量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最后，对国内民族分裂势力，也应主要采用非战争方式加以遏制。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之现实中产生的一些矛盾，我国国内始终有少数民族分裂势力在积极活动，有时甚至不惜制造恐怖事件。对此，我们应该多加防范，视其在分裂道路上迈出步伐的大小，区别对待，灵活地采取非战争方式中的多种手段，坚决遏制住其发展势头，维护国内的安定团结与稳定。
积极备战，以实力求和平。孙武讲“无恃其来，恃我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意思是说，不要指望敌人不来打，而要依靠自己有了充分的准备去等待，迎击敌人；不要指望敌人不进攻，而要依靠我们有了使敌人无法攻克的力量。孙武的这一观点，对积极备战，以实力求和平的思想表达得淋漓尽致。遏制战争必须以打赢战争的实力和准备作后盾，否则遏制战争就没有条件，遏制战争就没有力量。要有效发挥遏制的作用，必须要有力量、有使用力量的决心和使潜在的侵略者估计到这两点。这其中有力量是关键，这种力量应该是现实的、可靠的军事力量。当前，我国军事力量建设有许多工作要做，但当务之急的是要在以下五个方面用足力量：一是观念更新。观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面对新的军事斗争形势，思想上落伍可能丧失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目光短视，可能导致一个巨大的时代落差。当今军事斗争的实践告诉我们，确立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信息化战争观念仍是我军建设的首要任务。二是理论创新。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和平时期往往可以给军事技术的发展带来日新月异的变化，但由于缺少战争实践，又容易导致作战理论的滞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以敏锐的思维洞察军事领域中发生的变化，集中力量于“理论战场”，借助理论思维和模拟技术，主动设计未来。尤其要特别关注国外新的军事理论动态，立足我国国情和军情，创新作战理论，并尽快以实验形式融入到军队建设和作战准备的实践中去。三是装备提升。“杀手锏”对遏制战争和打赢战争都是有效的。但武器装备的使用是有层次的。打赢战争当然要竭尽所有，拿出看家本领。有效遏制战争则需要更多层次的武器装备体系，因为危机是分等级的。相比而言，遏制战争更强调整体实力的增强和战斗力的提高。应当在提高我军综合作战能力的同时，发展一批“杀手锏”，但不能把宝完全押在为数不多的“杀手锏”上。四是人才培养。人才培养是战争准备的基础工程。战争准备和战场决胜最终还是靠人起决定作用。没有高素质的人就没有高质量的军队，也不会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现代战争。五是整体优化。战争准备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方方面面，各个层次。为了整体优化，应该建立起相应的宏观指导和控制体系，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提出总体规划，部门根据总体规划，制定具体计划，并以此监督和指导实践。整体优化，可以避免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减少内耗和浪费。
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该打则打，打则必胜。不战而胜、自保全胜、正合奇胜是《孙子兵法》中的三个重要战略原则，它们分别反映出孙武本人不战、慎战、善战的特点，而这三者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因为追求不战，所以主观上强调慎战，也就是能不打就不打，而客观上要强调善战，就是要打就必须打赢。慎战必须以善战为保证，不然就显示为怯战，陷入被动。孙武强调的“慎战”，并非惧战，《孙子兵法》篇篇讲的都是如何战胜对手的问题。“合于利而动”是战争的重要指导原则。我们致力于和平，但战争一旦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决不可以回避，特别是对于一些事关领土、领海权益归属问题和民族统一问题，是国家的标志、民族的象征，在这些问题上是不能做出让步。因此，对待战争这个问题，既要慎重，又要果断。既不轻易诉诸武力，又要做到敢于应战。要正确处理好备战、慎战与善战的关系，不战则已，战则必胜。然而，打则必胜并非一句口号，我们要把国防建设的新起点定位于保持能战状态，下大力加强预警体系建设、战争指挥体系建设、快速反应力量体系建设等方方面面的工作。战争不可避免，战争准备时不我待。《孙子兵法》是先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应当也必须认真挖掘这座智慧宝库，为现实的国家军事利益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