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开宗明义，首先将战争与军民的死生和国家的存亡联系在一起，揭示出“兵凶战危”的战争本质，告诫人们：必须高度重视战争，必须用极其认真和谨慎的态度来研究和指导战争，集中体现了孙武的“慎战”思想。孙武的“慎战”思想作为他对战争的基本态度，贯穿于他的军事论述之中，并成为其整个军事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孙武的“慎战”思想包含两个主要内容，一是慎重决策，二是慎重谋划，其核心要旨在于“安国全军”。
一、慎重决策，降低战争频率
孙武的“慎战”思想是建立在他对战争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他认为，战争关系到军民的死生、国家的存亡，国家间一旦诉诸战争，经济上要承受巨大消耗，“兴师十万”，“日费千金”，“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一味恃武好战，即使能在战场上百战百胜，也难免陷入战争泥潭，导致凶险的“费留”。所以，孙武告诫君主和将帅，在战争决策问题上，一定要“慎之”、“警之”，决不可单凭一时的喜怒好恶，轻易发动战争。否则，“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后果难以挽回。
孙武主张“慎战”，但绝不是反对一切战争。他在2000多年前就深明战争是一把双刃剑的道理，指出“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所以他是基于对“用兵之害”的认识和思考，反对由于君主、将帅的轻率和盲目，无限制地发动战争，给国家和百姓带来无尽的祸害。作为冷静的、现实主义的兵家代表，孙武要求的是君主和将帅们在进行战争决策时保持克制和理性，而不是不切实际地要他们彻底放弃战争；他所追求的是限制战争，而不是禁止所有战争的发生。
围绕着战争决策问题，孙武对限制战争明确提出了三个基本原则，或者说是为战争设置了三道门槛，这就是他在《火攻篇》中所说的“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
“非利不动”，即不符合国家利益，就不要发动战争。这一限制原则强调的是，战争决策要着眼于国家的利益，尤其是国家长远的战略利益。因为战争的最终结果，不仅关系到决策者个人的成败荣辱，更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是否选择战争，不仅要考虑国家的局部和眼前利益，更需要谋划国家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孙武主张，凡是不符合国家战略利益的战争，就不能进行，否则就违背了“安国全军”的原则，就会给国家利益造成损害或留下隐患。相反，如果战争的目标与国家的利益相一致，有利于实现和达成国家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决策者就可以越过第一道门槛，把战争作为可供选择的手段之一。
“非得不用”，即没有必胜的把握，就不要发动战争。即使是符合国家利益的战争，若不具备取胜的条件，最终遭致失败，丧师辱国，同样会严重损害国家的利益。所以孙武在《形篇》中主张“先胜而后求战”，“所措必胜，胜已败者”；反对“先战而后求胜”，草率出兵，靠侥幸取胜。孙武认为，胜利的条件来源于“修道而保法”，即开朗的政治和完善的法制；来源于“以镒称铢”的国家综合实力；来源于“五事”、“七计”提到的军队的战斗力和将领运用战争谋略的能力；来源于有利的战略态势和战争时机。这些条件的获得，主要靠国家在政治、经济、外交、国防等各方面的长期建设和积累。没有这些建设和积累，一个国家就没有开战的资格；即使开战，也必败无疑。所以，孙武提出“非得不用”，就是强调决策者在进行战争决策前，必须具备从事战争的实力，做好应对战争的准备；在进行战争决策时，则要经过认真研究和综合衡量，看看是否具备打赢战争的条件。打不赢，就不要打；打得赢，始可言战。
“非危不战”，即国家没有遭受严重的威胁或重大的危机，就不要发动战争。这里强调的是战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的问题。在本国利益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主动挑起战争，去威胁和侵犯别国的利益，这样的战争就是非理性、非正义的战争；本国的利益虽然受到威胁，但还没有达到重大威胁或陷入严重危机的程度，战争也并非最后和唯一的选择。非正义的战争和不是非打不可的战争，即使符合本国的利益，而且肯定能够取胜，但其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胜而不利，是战胜而不能“修其功”的“费留”，是对国家利益的损害。孙武是明确反对这样的战争的，所以他提出的“非危不战”，把国家利益面临严重威胁作为战争的最后一道门槛，也是战争的底线，这集中反映了孙武“慎战”而非好战的战争观。
孙武提出的限制战争三原则，都是以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为着眼点的。孙武认为，凡是违背这三条原则的战争，都是不符合国家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不利于国家安全的，都是不应该发动而应该制止的战争。如果战争决策者能够遵循这三条原则，那么战争发生的频率将大大降低，许多战争的灾难都可以避免。应该指出的是，在尽可能降低战争频率、减少不必要战争的同时，孙武也坚持主张运用战争和武力手段来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主张以“霸、王之兵”，“威加于敌”，以战止战，以暴去暴，达成“安国全军”的目标。所以，仅仅用“和平主义”来界定孙武的思想，就未免过于狭窄和片面了。
二、慎重谋划，减少战争损失
孙武主张，如果战争超越了上述门槛，成为不可避免的对抗形式和手段，那么就要对战争行动进行精心谋划，尽量减少战争可能造成的损失，力争用最小的代价赢得战争的胜利。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战争和作战指导原则，也可以说是降低战争强度、提升战争效益的原则。
（一）全胜原则
《谋攻篇》集中论述了孙武的全胜思想。所谓全胜，即“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不经过直接或激烈的交战而使敌屈服于我方的意志，使我方和敌方都得以保全，从而将战争的损失降至最低限度。面对战争给参战各方造成的大量人员伤亡和物质损耗，孙武清醒地认识到，不计代价和后果的战争，即使屡战屡胜，也难免损兵折将、耗费国力，结果必然是兵胜而国弱。因此，孙武将全胜作为指导战争的最高原则，将“兵不顿而利可全”作为战争追求的最高目标，力求达到尽获“用兵之利”而避免和减少“用兵之害”的目的。
如何才能实现全胜呢?孙武列举了战争中能使敌屈服的四种手段：伐谋、伐交、伐兵、攻城。其中的伐谋和伐交属于“不战”范畴，是达成全胜的途径。伐谋即以我方谋略挫败敌方的谋略，使敌不得不放弃与我对抗的企图；伐交是指以外交策略瓦解和破坏敌方联盟，发展和巩固我方联盟，陷敌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迫使其向我屈服。二者都是运用谋略不经直接或激烈交战即可达成目的的方式。
作为冷静而理智的兵家，孙武在追求“全”的同时，又辩证地提出了“破”的概念。“全”，是使敌方完整地屈服而我方不受损失，有理想的成分；“破”是攻破敌方而我方亦遭受损失，是战争的常态。孙武的“全胜”思想涵盖了不破之全和破中求全。他列举了“五全”和“五破”，认为都是战争中可能出现的结果；他提出的“伐谋”、“伐交”、“伐兵”、“攻城”，也都看作是战争中可以运用的手段。各种结果中只有“全国”是不破之全，这是理想的境界；其他如“全军”、“全旅”、“全卒”、“全伍”都是破中求全，这是现实的追求。各种手段中“伐谋”、“伐交”是上选之策，是通向“全”的必由之路；“伐兵”、“攻城”则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也是战争的必备手段。他主张最好以“伐谋”、“伐交”来实现不破之全；即使不得已而“伐兵”、“攻城”，也不能放弃“伐谋”、“伐交”的机会，要力争破中求全，总的原则是“必以全争于天下”，以减少战争对交战双方可能造成的损失。
（二）速胜原则
孙武认为，战争是高消耗的活动，旷日持久的战争，对国计民生将产生严重影响，甚至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有鉴于此，孙武提出了“兵贵胜，不贵久”，即迅速达成战争目的的速胜原则。孙武从持久之害的角度论证了速胜之利，指出持续的战争会造成三个后果：一是“顿兵挫锐”，即部队士气下降，锐气受挫；二是“国用不足”，即国库被掏空，国力被耗尽；三是“诸侯乘其弊而起”，即由于前两个后果，给其他诸侯乘虚而入提供了机会，使国家陷入危机之中。到了这种地步，“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失败的结局恐怕就难以改变了。战争实践证明，持久的战争对国家最为致命的影响就是经济上的巨大消耗，甚至有可能使国家元气大伤，多年难以恢复。这样的战争，即使取胜，也可能得不偿失，因此是不符合战争效益原则的。要避免这种状况，就必须力求速胜。孙武指出：“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主张为达成速胜，在战争谋划上宁拙毋巧，过于追求精妙完美，反而会失去有利战机，使战争陷入久拖不决的泥潭。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速胜呢?综合孙武的有关论述，其着眼点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确立优势地位。《势篇》指出：“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弩，节如发机。”孙武将优势的实力、有利的态势与迅疾短促的军事行动联系起来，阐明了各种制胜因素占优和充分发挥这些因素的效能是速胜的前提和保证。二是善于把握时机。《九地篇》指出：“敌人开阖，必亟入之。先其所爱，微与之期。”一旦时机出现就要迅速采取行动，不宣而战，并首先打击敌人的要害，争取一招制敌。三是贯彻“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指导思想。《九地篇》说：“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又说：“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军争篇》说：“难知如阴，动如雷震。”《势篇》说：“兵之所加，如以碫击卵者，虚实是也。”孙武认为：要想速胜，就必须在进攻时机、进攻路线和进攻目标上达成突然性。事先可采用“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等一系列诡道欺骗手段来迷惑敌人、隐蔽企图，使敌麻痹松懈或产生错误判断；然后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攻击，令敌猝不及防，失去反应的时间和能力；以我有备之实，击敌无备之虚，其势如摧枯拉朽，从而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胜利、结束战争。实现速胜的根本目的还是在于提升战争效益，降低战争消耗。
（三）“因粮于敌”的原则
“因粮于敌”也是孙武为减少战争造成的损失和消耗而提出的重要原则。粮食是当时进行战争的重要物资，也是消耗最大的战争物资，所以孙武把粮食供应放到了后勤保障最重要的位置上。孙武认为粮食的征集和运输对国力、民力和军力的消耗都是巨大的，尤其是粮草的长途运输往往会导致国家和百姓力屈财殚的严重后果。因此，孙武提出了“因粮于敌”，即在敌后就地解决粮食供应问题的后勤保障原则。按孙武的计算，“因粮于敌”可以获得一当二十的巨大效益，是减轻战争消耗和百姓负担的良策。除了粮食以外，孙武还主张部分装备和人员亦取之于敌，即将俘获的敌方装备和人员编入我方部队，作为补充战争损耗一个途径，达到“胜敌而益强”的目的。
现代战争对后勤保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部队的常规保障当然主要依靠后方补给，依靠完善、正规、有力的后勤保障体系。但“因粮于敌”仍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辅助手段，一种短期内的就近、快速、及时的保障方式；而在某一局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因粮于敌”、取用于敌也可能成为获得补给的主要手段。所以，孙武“因粮于敌”的保障原则在现代战争中仍然具有其实用价值和启示意义。
（四）避实击虚原则
孙武所谓避实击虚，就是作战指导要避开敌人坚实而强大之点，打击敌人虚弱而要害之处，确保一招制敌。避实击虚是孙武的重要作战指导思想，其内容既包括空间上的避敌强点，即“实而备之，强而避之”；也包括在时间上的待敌气衰，即“避其锐气，击其惰归”。这一原则的要点在于斗智不斗力，避免与敌人以硬碰硬、死缠硬打，而是强调运用高超的谋略能动地制造和正确地选择对手的弱点（同时也是要点），以“四两拨千斤”的点穴法制敌于死地。因此，避实击虚原则是取胜把握最大而损失最小的。
如何在实践中运用避实击虚这一原则?孙武认为最关键的一点是必须因敌制胜。因为不同的敌人有不同的弱点和强点（虚实），而这些弱点本身也会因主客观条件的不同而千变万化，所以避实击虚的运用方法也必须因敌而异，以变制变。避实击虚是常理，因敌制胜是变法；避实击虚是一般规律，因敌制胜是对规律的合理运用；没有因敌制胜，避实击虚就是一句空话。所以孙武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宋人王皙对此有非常精辟的解释：“兵有常理，而无常势；水有常性，而无常形。兵有常理者，击虚是也；无常势者，因敌以应之也。水有常性者，就下是也；无常形者，因地以制之也。”也就是说，避实击虚是永恒不变的，而因敌制胜则是变化无穷的。
避实击虚原则集中反映了以孙武为代表的东方兵学的精髓，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等西方近代军事理论所主张的通过大规模“会战”取得战争胜利的思想大相径庭。一个是要以最低强度的较量使敌屈服，一个是要通过最高强度的对抗决定胜负；一个是要将战争暴力降到最低限度，一个是追求最大限度使用暴力的所谓绝对战争。东西方迥然不同的战争指导思想，也必然带来不同的战争结果。
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核武器的出现对人类的生存提出了严峻考验，在战争尚无法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如何减少战争的损失和毁伤就成为人们必须认真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孙武的思想给当代战争的决策者和指导者们提供了启示，我们看到，在当代战争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已经出现这样一种趋势，即不以消灭敌人的肉体、彻底摧毁敌方战争体系和占领敌国领土为目的，而是以迫使对方服从己方意志为目的，战争手段的运用主要着眼于使敌在精神和物质上陷入“双重瘫痪”，丧失抵抗的意志和能力，其宗旨在于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利益和效果。这一趋势正体现了孙武思想的精神和要旨，也为孙武的思想赋予了现代价值。但与此同时，只顾一国之私，为逞一时之快，滥用战争手段，侵害别国利益的现象，在当今世界上仍然屡屡发生，这是完全违背孙武思想的，其结果也必然是胜而不利的“费留”，是陷入难以自拔的战争泥潭。这些战争的决策者们只有认真读一读孙武的教诲，才会明白孙武的“慎战”思想在今天是多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