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战善战 安国全军——孙武的安国全军思想对我国安全战略的几点启示
徐效珠

    “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此安国全军之道也。”这是孙武《火攻篇》中的一段堪称经典的话。孙武认为,只有在危及国家和人民的安全时才去进行战争,否则就不要进行战争。因为战争既要死人,又有可能导致国家灭亡,所以国君和将帅对参与战争这种事必须要慎之又慎。只有不轻易进行战争,才是安国全军之道。孙武把战争与国家命运,人民的生死紧密联系起来,不仅指出战争在国家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且也明确指出战争的政治目的在于确保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孙子兵法》中揭示的安国、利民、全军的慎战思想,在当今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对于研究我国安全战略思想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要以国家利益为战略出发点,使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得以和谐统一
《孙子兵法》的安全观中极其重要的内容是慎战思想。在春秋时代兼并战争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孙武并没有把战争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位,而是始终把国家安全放在首位,强调慎重对待和介入战争,力求用和平方式和手段解决国家间的争端。邓小平也曾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毛泽东在决策抗美援朝过程中,经历了反复的形势分析和痛苦的内心斗争。美军在仁川登陆成功后,朝鲜战争形势逆转,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朝鲜向中国提出急盼人民解放军出动援助的请求。尽管已有与美一战的思想准备,并为此进行了必要的准备,但是否真正出兵参战,因为事关重大,还是难下最后决心。毛泽东在经过“艰难的十八天”的考虑和中共中央多次反复研究讨论,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对种种困难和最坏情况作了充分分析估计的基础上,最终作出决策:中国人民“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这是关系到国家主权和安全,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存亡,也是国家最根本的利益。摩根索曾说:“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由国家所构成,那么国际政治集团中实际上最后的语境就只能是国家利益。”
    《孙子兵法》安全观的最高境界就是安国全军,“不战而屈人之兵”。对于战争,他提出“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的重要准则,主张“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强调对战争“慎之又慎”,切忌“怒而兴师”,“愠而致战”。孙武慎重对待和介入战争的思想,强烈地反映出一种热爱和平与主张自卫的愿望和倾向。实际上,这与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和战略思想是相一致的。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看,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中华民族热爱和平,憎恶战争;在对待和介入战争的问题上,中华民族主张防御自卫,反对扩张、分裂。中华民族传统历史文化中的崇尚礼义仁德,传统战略思想中的讲求智慧谋略,其哲学思想的底蕴和文化传统的积淀,自然而然地将延续并反映在当代发展中国、统一中国,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重大战略思想中。
    当今时代,既要谨慎处理与超强国家的关系,通过与其必要的合作赢得战略上的利益,又要坚持双方一律平等和互利互惠的原则,勇于和善于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始终把国家最根本利益作为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
    二、要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基准点,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
孙武在《用间篇》中写道:“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孙武深知战争对广大民众带来的不堪重负和对国家的祸害。这段话,虽然是要说明不应惜爵赏用间谋以了解敌之动静,但确也反映了兴师动兵,千里征战,百姓和国家耗资之巨,且举国骚动,民众不胜徭役之苦的情景。
    孙武战略思想中有两大支点:一是一切谋略筹划均应出发于保国利民的基本立场,主张“慎战”、“善战”,战必“先胜而后求战”,反对“日费千金”、“百姓财竭”的消耗战;二是一切谋略思想均应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基本前提,争取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回报效应。这两个紧密相联系的方面构成孙武的国家安全观战略和代价论战略的基本思路。他告诉我们,只有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战略才称得上是最佳战略,只有以最小的代价去实现战略目标,才是战略的最佳选择。梅尧臣对“非利不动”的注释是:“凡兵,非利于民不兴也。”就是说,只有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才可以兴兵。
    在我国国内革命战争中,毛泽东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体现和宣传中国共产党正义的政治主张,提出“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的三大任务,并且规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优待俘虏等政策,广泛争取了民众支持,有效瓦解了敌军的战斗力。在革命的胜利中,有效减少了敌对双方的不必要伤亡,减少了战争对人民的不必要损害。毛泽东把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否有利于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作为战争正义与否的最终标准,并力主避免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支持和实施正义战争。他同时还强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现今,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并认真实践“以人为本”的重大战略思想,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求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把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三、要以贯彻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的重要战略思想为指导,全面推进国防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孙武曰:“威加于敌,可以拔其城”,强调了武力威慑的作用。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向对手及其民众明确发出一旦跨越己方设定的界限,己方即动用武力的坚强决心,从而给对手施加强大的心理压力,让对方民众意识到跨越界限带来的巨大危险,使他们不愿支持甚至反对其政府作出的战争政策。孙武的慎战思想,表现在军事战略选择上,必然选择积极防御。这是他既反对好战,也反对“偃兵”的逻辑必然。孙武的防御思想既然是积极防御,就必须以强大的国防实力作保障。诸葛亮站在“安国全军”的高度指出:“国以军为辅,军以臣为佐,辅强则国安,辅弱则国危。”他认为国防的强弱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治军是为了“存国家,安社稷”。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我们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这一重大战略思想:首先,富国和强军是辩证统一的。富国与强军,是国家发展腾飞的“两轮”和“双翼”,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大基石,富国是强军的前提和基础,强军是富国的支撑和保障。清朝的康乾盛世,白银储备世界第一,国不可谓不富,可后来富而忘战、武备废弛,以至于虎门一声炮响,落得山河破碎、王朝衰败、任人宰割。古代如此,现代任何一个国家也不能违背这一兴邦强国之律,否则就会出现像伊拉克那样国家领土顷刻之间被占领、政权被推翻的恶果。其次,我国已经具备富国强军的基础和条件。应当看到,我国经过30年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完备的工业体系、强大的科技能力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要正确处理眼前与长远的关系,把当前建设纳入长远发展战略之中,确保规划现在与谋划未来、满足急需与强根固本相统一,为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长远发展奠定基础、积攒后劲。再则,强军可以有力地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强军虽然需要加大投入,但从长远上看,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推动经济繁荣、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强军对于各种敌对势力也是一种威慑,对“止独”、“反独”具有决定性的、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当前国际形势变化深刻而复杂,军事因素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在上升,军事力量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在增大,国防实力对保障国家安全和维护国家利益愈显重要。国防是国家之防务,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只有举全国之力,励全民之志,才能开创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新局面。
    中国的安全,归根到底靠我们自己增强综合国力。反对分裂,促进祖国统一,关键取决于我们的经济实力,取决于我们的国防实力。我们只有具备强大的国防实力,拥有足够的对敌优势,才有可能形成巨大的威慑力,实现不战或小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标。国家综合国力增强了,国防强大了,就能从容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实现。
    作为军人,我们是很赞同孙武“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的,但是军队是为和平而存在的,在战争消灭之前,时刻准备打仗是我们的天职。当前,国家安全形势错综复杂,安全问题的综合性、多变性、多样性进一步增强,使我们肩负的使命和任务更加繁重艰巨。我们要按照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要求,加快提高能力素质,不断增强使命感责任感,更好地为捍卫国家的安全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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