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信息就有信息思维。信息思维是信息的控制者在对信息的获取、信息的感知、信息的梳理、信息的识别和信息的应用等活动中所运用的思维方式，是战争指导者必备的素质。尽管在中国兵圣孙武所处的冷兵器时代尚未出现“信息”这个概念，也不可能提出“信息思维”理论，但是信息思维活动确实早已存在，且在战争指导上占很重要的地位。从《孙子兵法》的文本来看，对战争中获取军情信息和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都有一套系统的看法，并显露出其朴素的信息思维特质。
一、“以计索情”，全面捕捉信息：孙武信息思维具有全局性
信息在战争中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几乎触及战争的全部领域，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也不例外。如《左传》在描写春秋时期几次较大规模的战争时，都用大量笔墨描写战前敌对双方政治、军事、外交、军队规模、武器装备、军民士气等方面的情形。这固然与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特色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作者通过对战争中双方军情信息的对比分析，揭示双方胜负的客观条件。可见，全面掌握战争信息对于夺取战争主动权乃至战争的胜利至关重要。孙武提出的“知彼知己”规律，就是对信息在战争中作用机制的科学揭示。
一般来说，“战争迷雾”是由信息闭塞所致。孙武对军情信息具有很强的敏感性，特别强调军情信息在战争决策和作战运筹中的作用。孙武在开卷的《计篇》中先后两次提出：“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所谓“情”，即军情、战争情势，现在看来就是战争信息。而“索情”则是战争计策和作战计划的重要依据。孙武还在《用间篇》中从反面强调：“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将者，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仁”是古代对人格修养所要求的最高境界，这里是对将帅所作的规范。可见，孙武把“知敌情”，不打盲目之战，看做是将帅保驾国家最高统治者和对兵士身家性命高度负责的基本要求。曹操把孙武“索情”的含义解释为“两敌相察，情也”。这就突出了掌握军情信息在两军对垒中的胜负作用。
对于孙武“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规律，从今天的信息思维方法来看，就是在搜集军情信息时要从彼己双方同时入手，二者不可偏废或顾此失彼，全面掌握战场信息对于战争胜负起决定性作用。从现代认知哲学的角度来看，“知”这种思维活动涵盖了感官对外界事物信息表象的感性知觉与大脑对感知信息本质的理性思索，是将初始信息由感性认知上升到理性认知的有机结合。对于战争认识论来说，“知彼知己”又是双向的思维形式。通过这种思维，战争指导者对彼己的信息就会有全方位的认识。明于知己而暗于知彼，是不可能获得较为全面的信息。明于知彼己表面情况而暗于对彼己信息的比较分析，所获得的信息资源同样是不全面的。只有从整体上把握战争各方面的信息，达到对彼己情况的真“知”，才符合战争认识的辩证法。
孙武还提供了对战争双方军情信息进行比较分析的基本要素和方法。《计篇》中所说的“五事”、“七计”，就是当时最先进的一种信息分析方法论。“五事”中的“道、天、地、将、法”，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要素，涵盖了政治、天候、地形、将帅以及军队编制、后勤管理制度等有关战争主体的客观条件。“七计”，就是从战争双方具备的客观条件来看，哪一方君主的政治比较清明？哪一方将帅比较有才能？哪一方比较得到天时地利？哪一方法令比较得到执行？哪一方军队势力比较强盛？哪一方士卒训练比较有素？哪一方赏罚比较公正严明？从现代系统论的观点来看，孙武讲求的“五事”、“七计”，具备了横向联系的思维特征，注重彼己双方信息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虽然孙武所处的时代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信息技术，信息处理的方法和手段比较简单，但就掌握信息的感官活动形式而言，孙武的论述确实比较全面的，这反映了孙武感知信息思维的开阔性。《孙子兵法》“知”的范畴，感性思维内容包括“索”、“察”、“视”、“观”、“见”、“相”等形式。“索”就是探求之义，这是战争指导者对信息的广泛搜集行为。“察”、“视”、“观”、“见”、“相”等，这些搜集信息的视觉感官动作，是伴随着思维活动的信息直接感知，需要亲身经历和体察。当时，由于侦查技术比较落后，对敌方情况的探知主要是用“间”，即通过谍报人员来获取。《用间篇》中提出了五种“间”，孙武认为如果“五间”并用，窥探敌情，就可以收到神妙莫测的效果。“知”则是对信息的总体把握，包含了对信息认知的一系列意识活动。在“知”的理性思维阶段，《形篇》中所提及的“度”、“量”、“数”、“称”等方法，已涉及人工的数字信息处理概念。对这些信息搜集、加工的思维方式方法，应当予以肯定。
二、“料敌虚实”，识别真假信息：孙武信息思维具有求真性
现代军事理论认为，优质信息能冲破“战争迷雾”。其实，古代战争中也是如此。无论何时，掌握了高质量信息优势的一方，就是占据了克敌制胜的情报信息优势。信息优势是由信息量及其可靠性决定的。信息量小，信息就不可能全面，也谈不上信息质量。但信息量大并不意味着信息质量高，信息真实可靠性强，信息质量才可能高。因此，信息的质与量是辩证统一的，二者紧密联系，缺一不可。信息真实可靠性差，就夹杂着大量的“信息糟粕”，就存在着“信息误区”。没有足够的信息是孤陋的信息，就存在“信息盲区”。因为，在战争中彼己双方信息相互保密或封锁，都很难得到对方确实可靠的信息。同时，由于战争的暴力对抗性质，决定了战争双方有意识传播虚假信息，隐真示假，导致对方产生错觉。因此战场上获得的情报信息往往纷繁复杂，内容充满不确实性。战争的敌对双方如一方只占有大量的信息糟粕或处于信息盲区，则必然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就无从取得战争的主动权。
孙武在《地形篇》中“料敌制胜”的论述，已清楚地认识到，信息识别和判断真伪是获得真实可靠信息的重要途径。所谓“料敌”，就是根据对敌情信息进行分析，辨别真伪，判明敌情。北宋张预解释说：“既能料敌虚实强弱之情，又能度地险阢远近之形，本末皆知，为将之道毕矣。”在对方敌情信息真假强弱的考辨的同时，给敌人以错觉，也是古代信息角逐的重要方法。所谓“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等等，就是孙武提出的制造假信息之法。
在认识信息的过程中，还要能透过各种事物的现象看清本质，根据各种现象来判明敌人的真实动向。在《行军篇》中，孙武提出“相敌”之法，就是要能够从各种客观现象中推断敌军的真实情况现象。其识别信息的超人才能可以归纳为：一是要善于联想，由他事物推及敌情的变化。如“众数动者，来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鸟集者虚也。”这些都是通过周围有关动植物的变化，来判断敌人动向的方法。二是要见微知著，由表及里。如“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而不进者，劳也。”如果敌军依仗手中的兵器站立的，就是饥饿缺粮；敌军从井里打水而急于先饮的，就是干渴缺水；敌人见利而不前进的，就是疲劳过度。如此，从敌军细微的行动可以判断其所暴露的大问题。三是要善于识破敌人的各种伪装。如“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趋者，退也。”如果敌军使者言辞谦卑，而实际上更加紧战备，其目的是向我进攻。反之，敌方使者言辞强硬，而军队又向我进逼，其实是准备撤退。又如“半进半退者，诱也。”是通过敌人行军时，半进半退的样子，来推断敌军可能装着混乱来引诱我。这是从各种事物的征兆来判别敌情的范例，虽然古朴简单，但是却包含着透过现象判明敌军企图的朴素唯物辩证法因素，也有益于战争指导者对信息思维的养成。识别信息就是要通过现象认清本质，才能得到真实可靠的现象。在这一方面《吕氏春秋》也有类似思维表述：“先知必审征表。”也就是说，具有洞察力的人是靠观察事物的征象，然后才能掌握其内在规律，从而把握其实质。由于孙武时代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人们对战争中出现的特殊天象往往容易加以迷信化的解释，从而影响对信息真实性的认识和理解。孙武强调，不能轻信“天启”，不能相信鬼神，不能道听途说，不能凭空意测。孙武在《用间篇》指出：“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对此，明代军事理论家赵本学诠释道：“取于鬼神，祷祀卜筮也；象于事，以事类比而求之也；验于度，以天象度数推之也。言此三者皆不足以先知，惟取知敌之人而用之，则可以先知也。”意思是说：要事先了解敌人的情况，不可祈求于鬼神，不可用类似的事情去比附，不能用日月星辰的运行去类比推测，而是要深入了解敌情。在当时，孙武就能得出这样的认识是难能可贵的。
三、“庙堂胜算”，周详推断信息：孙武信息思维具有严密性
搜集、梳理、识别情报信息是为战争决策服务的，而战争决策或作战方案是依据敌我双方情报信息制定的，因此，战前还须对有关信息进行细致推断，并根据实际情况对所获的信息加工，反复斟酌，推演验证，然后做出正确的战争决策，孙武把这个过程称之为“庙算”。
孙武所称的“庙算”，类似于现在的作战运筹，是古人普遍的战前活动。一些庸人往往给它披上伪科学的外衣，将其神秘化。而孙武从朴素的唯物论出发，将“庙算”当做运筹帷幄的活动来进行，要求战争指导者通过对所获得的各种信息进行综合研究，以预测战争胜负。实际上，这种活动就是将所“知”的信息，用逻辑推理方法，进行反复推演，做出以何种方式取胜的决策。孙武在《计篇》中作过推论：“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多算就是对所获得的有关战争情报信息反复推演，仔细筹划，然后得出最佳的取胜方案。我认为，说这种方法开早期运筹学的先河并不为过。
孙武认为，制定出妥善的作战行动方案，必须对所获得的军情信息权衡利害，以求正确估价彼己态势。孙武在《九变篇》中就指出：“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在决断战争胜负的大事时，即使己方处在有力的态势下，也不能麻痹大意，而要顾及到不利因素；相反，虽然处在不利的态势下，也不能畏缩不前，而要能看到有利因素，这才是对待所获得信息的正确态度。而用直线或片面的思维方式，绝对片面地看待所处的战争环境，一厢情愿地从单方面思考问题，是注定要失败的。列宁指出：“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相比之下，更显出孙武信息思维周详性的可贵。
战争指导者高瞻远瞩，都是建立在对情报信息的科学分析和判断之上的。孙武在《形篇》中曾有诫示：“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这里所说的“见”，就是对已获的各种信息的见识，具备超常的预见能力。而善战者之所以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就是由于其能够“窥伺敌人可败之形，不失毫发也。”这就要求战争指导者具有精确细微的洞察能力。孙武所谓“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无非是强调要对战争双方军情信息进行正确的判断，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估，才能周密筹划，谋人所不及，有战则必胜的把握。
四、“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孙武信息思维具有灵活性
孙武所谓“战胜不复”，意指每次打胜仗都不是重复过去的方法或以前的战争经验，而是要适应当时的情况变化而变化。这一朴素的唯物史观所包含的“变”的哲理说明，信息思维灵活性的重要。孙武在《虚实篇》中精辟地指出：“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从对信息的认识角度来讲，孙武所揭示的这条战争规律也是信息思维灵活性的表现。孙武在《九地篇》中所说的“践墨随敌，以决战事”，就是要求战争指导者不能墨守思维定势，而要机动灵活，能够根据敌情变化，相机决策，才能赢得胜利。这才是用兵的理想境界。能够认识到战争情势的无止境变化，实际上就是认识和掌握了战争的辩证法。这是孙武信息思维灵活性的结晶，许多军事思想的转变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也都因此而产生。孙武的这一思想亦为后世兵家所认同。如《司马法》有“视敌而举。”《李卫公问对》也有“兵家胜败，情状万殊，不可以一事推之。”这些都与孙武讲的是一个道理。在战争中，只有随着敌情的变化而灵活应战，才能应对变化莫测的战场，这条古训对每一个战争指导者无疑是有帮助的。可以说，孙武的信息思维方式在古代也是一种公认的知情方式，但我们不能将其看成僵死的教条，机械地套用到现代战争中，而要根据信息化条件下战争的特点加以借鉴。
孙武信息思维的灵活性还表现在它与谋略思维相互渗透上。信息思维与军事谋略都是智慧的集中表现，灵活性又是谋略思维和信息思维的灵魂。谋略思维离不开信息思维，而信息思维同样离不开谋略思维，二者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孙武《谋攻篇》中的“兵以诈立”可以说是信息思维与谋略思维相结合的军事智慧。用兵贵在用谋，因敌变化，善出奇正，才能应形无穷，毕受敌而无败。现代化的战争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