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指出，《孙子兵法》是全世界有史以来第一部真正的战略思想著作，其在战略研究领域中所居的地位是任何其他著作所不能及的。虽然在《孙子兵法》中并没有提出“战略”这一概念，但书中所涉及的庙算、兵、谋、计等，都具有战略的含义，全书对现代意义上“战略”一词所涉及的各方面的内容都作出了极为精辟的论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战略思想体系。孙武的战略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慎战”与“敢战”相结合的战略态度
孙武对战争持十分慎重的态度。开篇“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把战争看成是事关民众生死、国家存亡的重大事情，应当认真加以考察、研究。因此，他特别强调“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极力反对君主、将帅对战争持轻率态度，而是要求他们以国家利益、民众生死为重，谨慎言“战”。当然，孙武强调“慎战”、“重战”，并不是“畏战”、“怕战”，相反，孙武正是在“慎战”、“重战”的基础上，对战争保持一种高度的警惕，做到常备不懈，有备无患。“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可见，“慎战”不是畏战，更不是不战，只是要求在开战前慎重计算、策划、论证，没有绝对把握就绝不用兵。孙武在《九变篇》中进一步说道：“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在《形篇》中说“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都是强调有备无患，立于不败之地，然后等待敌人出现可乘之机时给予致命一击。因此，孙武的战略态度是“重战”与“备战”的结合，“慎战”与“敢战”的结合，是一种冷静的、现实的战略态度。
二、以“五事”、“七计”为基础的综合战略要素观
对战略要素进行综合、全面的考察，构建一个完善的战略运筹框架，是制定正确战略之关键。孙武没有就战争论战争，而是站在一个更高层次上，跳出战争看战争。他论述说：“故经之以五，较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孙武对战争的考察远远超出了战争本身，而是从更加宏观、综合、全面的角度来预知战争的胜负，他对战略要素的考察既考虑天时、地利等客观因素，也考虑到政治、法制等上层建筑条件，更重要的是也考虑到了将帅、士卒等主观因素，是一种综合的战略要素观。同时，从‘旧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等论断可以看出，孙武对于战争对经济的巨大依赖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另外，孙武还强调“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要求深入了解诸侯列国的意图。因此，孙武的战略要素观是宏观的、综合的、全面的。
三、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作为最高战略境界
孙武认为用兵的最高境界并不是“百战百胜”，而是不通过直接交战而获取战争的胜利，即“不战而屈人之兵”，此即孙武的“全胜”论。要正确理解孙武的“全胜”思想，关键在于对“全”字的理解。纵观《孙子兵法》对“全”的论述，有三种不同的含义：一是使敌人完全屈服、降服；二是获得完全的战果；三是完全地保全自己。而“必以全争于天下”之“全”则综合含有以上三种含义，构成孙武“全胜”的基本内容：力争在不损耗自己人力、物力、财力的情况下，使敌人完全地降服，从而获得“完全的胜利”。因此，“完全的胜利”，是通过伐谋、伐交等非军事手段获得的胜利，是一种没有后遗症的胜利，也即是利德尔·哈特所说的取得“更加完善的和平”的胜利。
四、以“伐谋”、“伐交”作为基本战略手段
没有手段的战略是无用的战略。孙武不仅提出了“全胜”这一至高用兵境界，还指明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特别指出的是，《孙子兵法》虽然都是讲用兵之策，但孙武并不崇尚两军直接交战，认为这只不过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而采用的下策，最好的战略手段是不通过直接交战而获取战争的胜利，即“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以达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破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也”的战争效果。当然，“不战而屈人之兵”并不是消极避战，而是一种主动出击，只不过出击的手段是非军事的，其“不战”中有“战”，“战”中又含有“不战”因素，即孙武的“不战”观是一个以军事手段的“不战”为表象，以谋略、外交等非军事手段的“激战”为实质的战略观，包含有丰富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有着现实的可操作基础。
五、以“度量数称胜”为基础的综合国力作为战略后盾
“综合国力”是指以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为基础的国家整体实力。仔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孙子兵法》中也含有朴素的综合国力思想。孙武在《形篇》中说：“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认为国家幅员面积的“度”，决定国家物质资源的“量”，“量”决定兵员多寡的“数”，“数”决定国家整体实力对比的“称”，而“称”则决定战争的胜负。这里的“称”用现代词语解释即可称为“综合国力”，它产生于国土幅员、国家资源和军事实力等，即胜利建立在强大的国家实力基础上。孙武这一理论所涉及的条件基本包括了孙武所处时代在思考军事战略问题时所能考虑的重要因素。按孙武的理想，以“称胜”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王霸之兵”，能产生“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的战略威慑效果。可以说，孙武以“称胜”作为其战略实施的强大的物质后盾，使得其战略思想体系具有了现实、可靠的基础。
六、以“兵以利动”作为战略出发点
孙武进行战略决策的唯一标准就是“利”，认为一切军事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就是夺“利”。他认为，“兵以诈立，以利动”、“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强调军队要根据是否有“利”来决定自己的行动，有“利”则行，无“利”则止。另外，孙武在《军争篇》中说“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在《九变篇》中又说“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要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强调要创造有利条件，化害为利，转危为安。
七、以“先知”作为战略决策的依据
孙武特别强调“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知”就是对敌我双方情况的了解和掌握，它是谋略思维的起点，是一切战争决策的依据和战争行动的基础，没有正确的“知”就没有对“行”的正确谋划。因此，孙武极其强调“先知”敌情对于战争胜负的极端重要性，认为“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何为“先知”?其义有二：一是在事物发生前获取信息并采取行动；二是先于对手获得信息并采取行动。因此，虽然“知”是思与行的基础，但为了达到战争目的，不仅要先知，更要有先行。在《孙子兵法》中，“知”既是名词也是动词：作为名词，知的意义即为知识，有知就是指将帅能够及时、准确、全面地掌握有关战争的各类信息和情报；作为动词，知的意义即为获取信息，以达到不仅知道，而且更深入了解的层次。总之，“知”是孙武战略思想体系的关键，“先知”是制定和实施战略的前提和基础，是孙武战略思想体系的灵魂。
八、以“兵者，诡道也”作为战略指挥原则
战争的对象是敌人，能够最大程度地保全自己，消灭敌人，就是最大的义，最大的仁。对此，孙武旗帜鲜明地提出“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认为战争指挥艺术的精华归根到底不外乎是用诡辩诈欺骗、迷惑敌人，使敌人失其所主，然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打击敌人。我们发现，“诡道”也好，“诈”也好，在《孙子兵法》中并非特定名词，只是表示一种随机应变、毫无常规的用兵形式，凡是属于这种形式的方法或行动都可以算作是诡道、诈，也就是说，欺诈是诡道，但诡道却非仅限于欺诈，而是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一是隐蔽自己，如“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远而示之近，近而示之远”；二是根据敌方弱点进行攻击，如“顺详敌之意”、“卑而骄之，乱而取之”；三是根据敌情而随机应变，如“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能因敌变化而取胜；四是出奇制胜，如“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总之，所有战争指挥艺术的内核都可归结为“诡道”。“诡道”原则是孙武对前人战略指挥艺术的精确总结，为后人敲开了战争指挥艺术的大门，并对后世军事家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历代兵家所推崇。
九、以“避实击虚”作为战略行动法则
对于战略行动的基本法则，孙武以水比喻，“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强调要在对敌我“虚实”关系全面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做到“避实击虚”。这里的“虚”，指兵力分散而薄弱，“实”指兵力集中而强大。唐太宗李世民曾说：“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这一论述无疑抓住了《孙子兵法》战争制胜韬略的精髓，因为《孙子兵法》确以虚实成篇，并以避实击虚归结全书，因为“避实击虚”是代价最小而成果最大的战争力学法则，可以做到“胜于易胜”。当然，虚实作为一对重要的概念，不是凭空而来，它是通过对敌我力量的“先知”而来。人们正是通过对敌我双方的“先知”，才把对战争的一切抽象认识转化成为具体的虚实内容。所以，战争中的一切情况都可以看作是虚实的两个方面，战争中的一切变化和发展都可以看成是虚实的变化和发展，而战争中一切敌我力量因素的虚实状态的发展变化，也就是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因此，认识了虚实，也就认清了形势；辨别了形势，也就看到了虚实；分清了敌我的虚实，就必然会采取“避实击虚”的战略行动，也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和战争制胜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