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未战先知，未战先胜，一直是军事家追求的梦想。八卦和《周易》是中国早期圣人对未知世界进行预测的历史见证。孙武“未战而庙算”的思想，是君王将帅战前通过敌我双方制胜因素的比较、研究，确定获胜几率大小的方法；“先胜而后战”的思想，是决策者对“庙算”结果进行选择的指导理论。孙武“庙算”思想科学体系的建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的理论源头何在，本文拟作初步探索。
一、八卦开启了人类智慧的先河，孙武遵循了“借智驭力”的先圣之见
八卦的起源距今约有5000年的历史。《易经·系辞下》中说，伏羲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八卦的产生，不是远古圣人的杜撰。它建立在对大自然长期观察基础之上，是对万事万物的感悟。它的内核体现在两个方面：神明之德，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开启了人类智慧的先河，是后世思想产生的源头；类万物之情，是对复杂多变自然规律的一种模拟，是人类对自然界相互依存关系的原始建模。它近于自然，但难以等于自然，因此用八卦预测未来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伏羲的创意，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巨大智慧。
相传，不仅伏羲作“八卦”，黄帝、炎帝也曾画过“八卦”图，只是他们各自强调的重点不同。后来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不断深化，相对简单的“八卦”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便出现了由六爻组成的六十四卦。
《周易通论》中记载了伏羲之后“八卦”演进的史实，即“夏连山，殷归藏，周周易”。《连山》，相传由夏禹根据炎帝的八卦演化而来，强调山；《归藏》相传由殷人根据黄帝的八卦演化而来，强调地；《周易》相传由周文王根据伏羲的八卦演化而来，强调天。现流传后世的，只有《周易》。就内容而言，自伏羲以上，皆无文字，只有图画，最宜深远，可见作易本原精微之意。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即今之《周易》。《周易》至今是人们研究夏、商、周军事文化的重要史料。
《易经》在演化的过程中虽有一些不同，但它所包含“易变”的深刻内涵，始终未变。孙武的“庙算”思想，正是《易经》智慧的一种延续。“未战先算”体现了人类用智慧驾驭战争的早期实践成果。在孙武的“庙算”体系中，他主张“先算”、“先知”和“先胜”。他要求战前“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只有算而后知，战而先知，才能实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的战略目标，才能像历史上优秀的君王将帅那样“成功出于众者”。
孙武的“庙算”思想，虽不同于古人早期在战前占卜吉凶，但二者的目的都是借智驭力。只不过八卦、《易经》是针对整个自然界的探索，其形式过于主观化，因而不能准确预测未来，但其蕴藏的大智慧，显然为后人探索科学的预测模式和方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孙武“庙算”的目的，也正在于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提高驾驭战争的能力，从而掌握战争主动权，避免盲目进行战争。这与先圣预测自然，更好地利用自然的目的是一致的。
二、“易道”是军事等各门学科发展的源头，也是孙武“庙算”思想产生的理论沃土
《易经》全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共有450项语句。《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小序》中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由此可知，《易经》是各门学科发展的源头，古代兵学也居其中。同时，它又贴近生活，人们以易说事，应用广泛。就军事而言，在400多项语句中，军事的事项“在任何事项之上”，说明《易经》非常重视“国之大事”。
《易经》在军事学方面的贡献，主要指它预测战事的功能，它开创了军事预测的先河。八卦重组则生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构成易经预测的符号系统。除了这些符号系统外，还有对其所作论断说明的卦辞、爻辞的文字系统。《易经》旨在建立一个模拟自然界及其规律的预测系统。其功能首先把要预测的事物转换成预测语句，然后再通过对系统中要素之间的关系分析得出预测结论。
由主客观因素构成的《易经》预测体系，要求预测者根据简单的卦辞，联系所要预测的重大问题，做出判断。就战争而言，从未发生过完全一样的战争，六十四卦显然难以囊括所有的战事，就更不用说大千世界丰富多彩的事物了。就预测者而言，各自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他们对预测结论的领悟有很大差异。这种主观因素的大量掺杂，往往直接影响到预测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易经》无任何科学价值，它所蕴涵的“道”，是对自然和社会规律的总结，对人们认识自然、认识战争等社会问题有启迪作用。比如《颐卦》：“观颐，自求口实。”卦辞《颐·彖》解释道：“《颐》，‘贞吉’，养正则吉也。‘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此卦的中心是“养”。天地能养万物，遵循的是自然之道；而人要求吉，必须像圣人那样，重用贤人，并惠及百姓，这就是“养正”。因此，从初九到上九各爻所卜筮的未来，由它们所处的位置及各爻之间的内在关系而定，有些利于养，则吉；不利于养，则凶。如六三爻，由于不合“养”的常理，出征则不利。
从科学的角度讲，用不用占与卦的某项内容之间存在着极为偶然的关系，所以用它预测未来战事是靠不住的。但是，从根本上讲，只要做到“养”之有道，自然会吉多凶少，这恰恰是《易经》真正的生命力所在。而孙武的“庙算”思想，恰恰从《易经》吸取了很多精华。比如他讲“道”，而且将其置于“五事”之首，强调是指战争中政治优势的获得。国内百姓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能舍生忘死，在战争中毫不畏惧；诸侯受各国拥戴，一旦战端出现，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因此孙武的“道”是判断战争胜负的法则之一，这与“养正”之道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易经》强调“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既是行人之道的定律，也是决策中预测战事的根本尺度。《升卦》中讲，此时若征，“南征吉”。为什么《升卦》利于征呢?因为“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允升大吉，上合志也”。首先，“升”源于自然之道。地生木，万物复苏，刚阳潜行；其次，“升”存于人君。君子顺德治国，积小成大，借势出生，能展大志，因此，“升”时出征大吉。《易经》中对出征不吉也做过多种预测，如“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既雨既处，德积载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雨作为自然现象，这里借用的是它的象征意义。按天地之理，雨的适时，特别在久旱不雨的情况下，象征着天地之间的和谐。以此比喻人事，是治而有方，德尚存，此时攻打对方，战略时机尚不成熟，所以征凶。这一正一反，都体现了“道”对战争的影响，显然这思想与孙武所强调的道，其本质是一致的。
三、《易经》所包含的深刻思想，是孙武“庙算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
《易经》所包含的思想，对后世传统文化的形成，影响巨大。通过考察孙武的“庙算”体系，就可以发现在很多方面都体现了《易经》的深刻思想。
（一）《易经》中以“三才”为坐标的宇宙观，是孙武“知胜”的科学依据
《易经》的突出贡献，在于为世人构建了科学的宇宙观。由“天、地、人”构成“三才”，是古代圣人认识宇宙的理论成果，也是我们认识自然、认识世界一把钥匙。无论是孙武“庙算”还是今天的决策活动，都需要对诸多复杂因素进行分析、权衡、决断。“三才”宇宙观为“庙算”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从抽象到具体、从模糊到精确的“庙算”过程，具有以大统小的决策优势。此外，“三才”的宇宙观，容纳了客观世界所有的要素。根据“三才”考察某一要素，会得出比较全面的结论，能尽量避免因强调一方面而产生的疏漏。
此外，在“三才”宇宙观的指导下，古代占卜要遵循“三才”之道。即“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时，顺于仁义，分策定卦，旋式正棋，然后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败。”因此，预测方案是否合于天之道、合于地之理、合于人之情，就成为决策的关键。
古代的天道，其客观成分远远大于迷信成分。虽然在古代决策活动中迷信始终伴随而行，但运用天道的客观性，校正人的主观判断，是古人决策的一大特色。天道虽然独立于人的精神之外，但天道是由人总结的自然规律。《易经》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就是天道，是包含阴阳、刚柔之道的自然现象，根据其道，就能觉察到事物的变化规律。人文，就是人之情理、仁与义之道，是尊天道德化而成。所以观察人文，就能明知天下的机理。根据《易经》构建的“三才”宇宙观和“三才”的理论体系进行决策，适合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也适合于军事决策。
孙武在《谋攻篇》中讲“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是对前期战略谋划的理性概括，强调了人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在《地形篇》中，通过对地之利害的分析，指出知天知地对战争胜负的影响同样很大。因此，他在比较“彼、己、天、地”四大要素之后，指出“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这四大要素，恰恰体现了“三才”的基本构成，从而成为我们“庙算”战争胜负的基本要素。
（二）以“太极”为核心的辩证思想，是孙武“庙算”的方法论
“太极”是《易经》中最高的哲学范畴，内含阴阳两种对立的要素。“太极”被认为是万物之本。“本”的实质，是指天地、阴阳之间的矛盾运动。“太极”衍生出万物以后，万物并非毫无联系地杂乱排列，而是“以类聚物，以群分情”，按照一定的关系组成一个有机的系统。而就每个事物来说，自身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对事物运动规律的认知上，《易经》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处于生生不息的运动变化之中，“变”是事物存在的基本方式。因此，“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太极之变，是自然的法则，也是“庙算”的方法论。就战争决策的对象而言，或敌我双方、或竞争对手，他们本身就处在博弈状态，要么以静制动，要么以动制动。决策中掌握好变的法则，才能抓住对方的弱点，攻其要害。如孙武在《九地篇》中，针对9种不同的战场环境，指出战中的决断，要做到“践墨随敌，以决战事”，显然这是对战前“庙算”的一个补充，也充分体现了“变”在“庙算”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此外，就“庙算”的具体内容而言，事物的不确定性使决策者对未来的判断很难把握。因此孙武在《九变篇》中指出：“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这就是在强调决策者在“庙算”过程中要根据战场实情，灵活用兵，从而捕捉事实的真相，做出超出常人的明断。
（三）从“占卜”到“庙算”，体现了古代决策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
早期的人们并不认为“占卜”是一种“迷信”活动。在先秦，通过占卜决策国之大事是比较普遍的事。《史记》中说：“昔先王之定国家，必先龟策日月，而后乃敢代；正时日，乃后入家；产子必先占吉凶，后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践倣文王八卦以破敌国，霸天下。”这段史实，出自一位叫司马季主的楚人。他占卜于市，汉初宋忠、贾谊拜访他问到占术时，他对占卜一事做了如上的评说。实际到了西汉，用占卜之事预测未来已不像过去那么神圣。占卜由宫廷走向民间，也标志着这一行当的没落。司马季主的这番话，有一半是符合先秦现实的。从建国的大事，到日常生活中搬家、生子，都离不开占卜。但越王勾践灭吴，到底多少胜算可归于占卜，实际无从考证。
在实践中，人们逐渐发现“占卜”的结果往往不能主客观完全符合，但在大众心理上又不愿放弃这一传统，因此《易经》在后来往往扮演着两种角色：一种是它能预测未来的神明者身份，另一种是通过卦辞内容所体现的智者身份。人们在决策占卜中，对“神明者”所言，既不全信，也不全否，更多将其作为解释历史的重要依据，从而说明历史的合理性。陈完因陈国内乱而奔齐，改姓田。田氏在齐的势力越来越大，最后代齐，成为战国初期的一大诸侯。这一历史事件，不是简单的王位更替，而是新生地主阶级在齐国的胜利。它合于道吗?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在《易经》中找到了答案。司马迁说：“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后；及完奔齐，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专齐国之政，非必事势之渐然也，盖若遵厌兆祥云。”孔子晚年喜欢《易经》，说明博学和才智出众的人，才能够体验到它的深刻含义；周太史和懿仲用卦预测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后，说明田氏代齐，是遵照《易经》的法则，早存在于先世了。显然，这是利用《易经》对历史的一种诠释，是对新生政治实体的一种肯定。同时也是用人们习惯的占卜之术，求得众人对渐变格局的认同。
此外，“神明者”所言，往往要影响到决策者心理。但求卦之人占卜的目的不是为了求解，探知未来，而是为了求证，证明今天的选择的正确。晋公子重耳在流亡秦国时，曾亲自占卜，想知道是否“尚有晋国”，即返晋后是否能顺应天子之命，得到晋国，答案是“利建侯”，筮史官说不吉。随公子流亡的司空季子却认为很吉利。他说“利建侯”即利于建侯之大业。重耳听后很高兴。后来重耳结束在外19年的流亡生活返回晋国即位，重用狐偃等人才，结束了晋国多年来的乱政。占卜虽同事异果，不可信，但重耳却充分利用了其有利的说辞，增强了信心。因此，占卜作为辅助的预测系统，不是它左右人事，而是圣者把它当成了一种精神工具。
关于《易经》所扮演的智者身份，是指它精辟的内容。孔子喜欢《易经》，是因其所包涵德的精义；孔子的弟子做《易传》，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了《易经》的思想，使其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既是对乾卦的注释，也是儒家人生观的宣言。这些内容，又被众多兵家吸收，成为将帅道德规范的准则，同时也是预测战争胜负的要素之一。
由此可见，人们在运用《易经》的过程中，渐渐摒弃了“神明者”的神秘色彩，继承发展了它的科学内涵。但如何预测未来，除了《易经》，在孙武之前，还没有什么方式、方法来代替，正如孙武所说：“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孙武不仅否定了“鬼神”等方式不可取，更重要的是指出了“必取于人”的正确途径。同时，孙武构建的“五事”与“七计”的“庙算”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如何“庙算”战争的难题。他的这一理论，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透过历史的迷雾，本文追溯了孙武“庙算”思想的理论源头。透过这一历史过程，不仅考察了《易经》与孙武“庙算”思想之间的承接关系，更重要的是使我们看到古代决策理论的发展脉络，也更深刻地体会到孙武“庙算”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