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这是《孙子兵法·谋攻篇》的精彩论述。从内容上看，孙武的《谋攻篇》，言简意赅，朴实易懂，层次性和系统性很强，提供了多种择优的选择方法；从排列顺序上看，把上兵伐谋放在首位，突出了“伐谋”的地位和作用。综观发生的一切战争，与战争有关的行为，如战机的创造、战法的运用、兵力的部署、目标和地形的选择等决策活动，无一跳出上兵伐谋的范畴。
2500多年来，上兵伐谋的思想超越了时空，在古今战争中影响深远；超越了国界，在世界主要国家流传广泛；成就了一批著名的军事家，创造了诸多以谋制胜的成功战例。因此，在信息化战争的今天，如何深刻理解和继承发扬孙武上兵伐谋的辩证思想，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而又紧迫的问题。
一、上兵伐谋既是主动进攻的理想境界，又是被动防守的最佳选择
（一）上兵伐谋在进攻时要速战速决，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孙武认为，进攻要有充分的战略准备，有理有节，要战能战，使对方屈于“理”，惧于“力”，从而不战而降。如果用兵，能“全国为上”，迫使敌国全部投降。孙武的这一思想体现了军事家制敌原则的道德性、政治性和策略性的统一。“伐谋”是孙武为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之目的，力争“全胜”的首选手段，也是以谋制胜战略的核心思想。美国军队重视运用《孙子兵法》指导现代战争，在战争中提出了“零伤亡”的全胜思想。海湾战争，美军在43天时间内，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阵亡人数不足百人，基本并实现了“零伤亡”的作战企图，这是上兵伐谋的成功之处。相反，在伊拉克战争中，长达5年的时间，美国阵亡人数超过了3000人，在国内产生了强烈的反战情绪，严重地影响了布什政府的威信，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也随着降低，多国部队纷纷撤军，伊拉克陷入内战危机，美国政府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此可以看出，只有正确贯彻上兵伐谋的思想，才能取得全胜。
（二）上兵伐谋在防守时要胜敌一筹，有效制止敌方的行动，保存自己。孙武的“伐谋”思想揭示了战争的规律，具有很强的适应性、针对性和实用性，作为一门科学，它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特点，具备全方位的适应性。在研究孙武的谋攻之法上，仅仅局限在进攻方面，就偏离了孙武的“伐谋”思想，尽管这一思想成功用于进攻的战例数不胜数，但用在防御方面的成功战例，更具有传奇色彩。优秀的指挥员不仅能够在进攻时，可不战而屈人之兵。更重要的是在被动防守时，在力量不及敌方时，恰当地运用“伐谋”思想，以制止敌方的进攻，从而化险为夷，才是完整准确地掌握孙武的谋攻之法。三国时期，诸葛亮巧施空城计“击退”司马懿，就能很好的说明这一点。面对司马懿亲率15万大军，诸葛亮临危不惧?急中生智，摆出了“空城计”的阵势。然后自己登上城楼，安然自得弹起琴来，好一副伏兵百万的样子。使司马懿统领的大兵望而却步，无奈地选择了撤退！由此可见，孙武的“伐谋”思想在防守中运用，同样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二、上兵伐谋既是军事实力强大的用兵之法，又是军事实力由弱转强的有效途径
（一）上兵伐谋是以军事实力为基础。古往今来，在战争的舞台上，没有一方甘愿束手就擒，任对方不战而胜。兵不交战，而使敌军降服，必须以实力为基础。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只凭政治及外交手段去实现军事目的，是不能成功的。这一战略思想，是一种高层次的战略，这种战略思想表现为“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也。”这即是所谓不战而全胜的内涵。毛泽东在中学时期就接触过《孙子兵法》，对《孙子兵法》研究很深。1935年遵义会议期间，曾多次提到孙膑运用孙子兵法的思想围魏救赵、大败魏军的战例。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成功地运用孙武的“伐谋”思想，创造了战争的奇迹。北平和平解放就是典范。北平和平解放谈判，始于1948年11月18日，先后进行了3次：第一次谈判是在1948年12月中旬。当时平津战役已经打响，北平正在被军事包围。傅作义派代表同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进行了谈判，取得了初步的进展。第二次谈判是在1949年1月6日至10日。当时傅部主力35军被歼，平津战役胜负大局已定。傅作义派代表同平津前线司令部领导人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和刘亚楼进行谈判。我方提出了改编国民党军的方案，双方草签了《会谈纪要》。第三次谈判是1月14日至17日。14日上午人民解放军向天津守敌发起总攻。当天傅作义派代表，与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和刘亚楼进行谈判。谈判取得了成功。16日，双方签署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的初步协议》。22日，傅作义在《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上签字，并发表广播讲话。人民解放军入城接管防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由此可以看出，强大的军事实力为三次谈判奠定了基础。
（二）上兵伐谋在敌强我弱时，能够尽量避免与敌人正面交战，并逐步转化实力对比，最后战胜敌人。战争是敌对双方的生死较量，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残酷性、杀伤性、毁灭性是战争的明显特点。强胜弱败是军事斗争的一般规律，而谋略是实现强己弱敌的有效手段。军事力量的壮大有个从小到大、由弱转强的过程，但在一定条件下，精神力量可以改变物质力量的形态。指挥员“伐谋”运用得当，常可以不用武力而使敌人屈服，甚至推迟或避免一次战争的爆发，用今天的观点来解释，这叫社会意识的反作用，即意识的能动作用。战争中的优势与劣势是一个动态的，当处于劣势时，灵活运用“伐谋”思想，变被动为主动，对于壮大自己，发展自己，争取最后的胜利至关重要。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两次合作，就是由弱转强，在合作中发展壮大自己的典型事例。
国共第一次合作在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数量不足百人，也没有自己的军队，力量弱小，面临生存的危险，党中央从实际出发，借助国际社会的力量，积极推动国共合作。这次国共合作促进了民主革命的发展，广泛地动员了工农群众，开创了民主革命的新局面，促进了北伐战争的顺利进军。
国共第二次合作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红军刚刚在陕北会师，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毛泽东审时度势，为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取得抗日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这进一步说明，成功的谋略无不具有使谋划主体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功能，对夺取胜利，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上兵伐谋是既要突出以谋取胜，又要注重政治外交的综合运用
（一）上兵伐谋具有灵活的选择性。孙武从“伐谋”到“伐交”，从“伐兵”到“攻城”，提供了多方位的思考，提供了择优的选择方法，这四种谋攻的手段，是有序排列，层次分明，重点突出，“伐谋”为上。孙武认为：“伐谋”是指以己方的谋略挫败对方，“不战而屈人之兵”，“伐谋”最为有利，故为“上兵”，是最好的战争手段，并作为战争结局的一种追求。“伐谋”的实质是对敌人正在计划或刚刚计划开始进行谋划时，便能突破其谋，揭穿其谋，破坏其谋，借以实现己方的政治军事目的。《旧唐书列传第七十郭子仪》载，公元765年，吐番、回纥、党项、羌浑、奴刺、山贼任敷、郑庭、赫德、刘开元等，30余万人进犯，唐京师大震。朝廷急召郭子仪视师。子仪知兵力单薄，战必不胜。但自忖彼等系自己旧部曲，且又素结以恩信，度彼等不忍以刃相向。于是，亲率数奇直奔回纥营寨，回纥诸酋长纷纷下马罗拜。子仪不卑不亢，落落大方，对回纥诸着人酋长陈说利害，并责其负约。诸酋长谢过，子仪即召与饮，并馈绵彩结欢，誓好如初。郭子仪利用了吐蕃与回纥之间的矛盾，争取与回纥结盟，吐蕃势孤，只好退兵。唐之危随之解除。
（二）上兵伐谋具有较强的匹配性。孙武的“伐谋”、“伐交”、“伐兵”、“攻城”四者的作用并不是孤立地分开阐述，在“全胜”问题上，他是将这四者联系起来加以论述。在孙武看来，取得战争全胜，并不限于“伐谋”、“伐交”，而且还包括迫不得已的“伐兵”和“攻城”。只是在这四个手段中，有上策、次策、下策之分。上策代价小，可获得完整的利益；下策代价大，不仅破国损兵，劳民伤财，甚至还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伐谋”和“伐交”是用政治、外交攻势，致敌于降，这是以文攻取胜；“伐兵”和“攻城”是以军事实力致敌于失败，是武备之功。这四者之间是相互为用的，有时四者兼用，环环相扣，有时则是只走其一步就能奏效，取得圆满结局。晋楚城濮之战是春秋时期晋、楚两国争夺中原霸权而进行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决战。在这场战争中，楚国的实力强于晋国，而且有许多盟国，兵力也占优势，声势浩大。但是，居于劣势的晋国善于伐谋伐交，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客观形势，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战术，采取了政治外交联盟，造成对楚优势，掌握主动权，运用谋略争取了齐、秦两个大国的援助，处于有理、有利的战略地位。在伐兵的战役指导上，采取了正确的扬长避短、避楚锋芒、退避三舍、后发制人、诱敌深入、合兵突击的方针，恰当地选择了战场，从而最终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楚军，“取威定霸”，雄居中原。
四、上兵伐谋既要突出指挥员出谋划策的质量，又要体现士兵的顽强奋战
兵贵精，将贵谋，堪为兵家至理名言，在激烈的战争中，在将领身上，谋与勇相映成辉。如无谋之勇，是匹夫之勇，无勇之谋则难以实现战斗目标。因此，孙武提出上兵伐谋的思想。上兵伐谋是因为“兵者，诡道也”。军事实力是一个综合反映，既要有明君贤将，又要有英勇顽强的士兵。在战争的舞台上，全胜是将帅的导演与士兵演技的完美结合。
（一）明君贤将是上兵伐谋取胜的基础。要想取得全胜，必须同时具备优良的将帅和聪明的国君。将帅对国家尽心尽力，国君则不干预将帅的军事指挥，二者缺一不可。战争史证明，指挥官在战场上的英明决策，积极的行动和大无畏的精神，无疑是胜利的保障，特别是在交战双方条件十分接近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反之，必将招致失败。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是血的教训。唐代的安史之乱就有过这样的教训，现代战争也有过成功的经验。《孙子兵法》的思想，对英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英国空军元帅约翰斯莱瑟在《中国军事箴言》一文所言：“孙武引人入胜的地方是他的思想多么的惊人的‘时新’——把一些语句稍加变换，他的箴言就像昨天写出来的。”英阿马岛之战，英国成立战时内阁作为最高统帅机构，集中指挥调度军队各军种和政府各部门，使之协调一致。并采取委托式指挥法，即将战区指挥重任全权授予前线指挥官，有关战区以外及事关战争进程的重要行动由战时内阁决定。这种既高度集中又极其灵活的指挥体制，使英军充分发挥了诸兵种联合作战的整体威力。而英军的指挥官伍德沃德少将和摩尔准将都是具有相当高军事素质和丰富经验的谋略专家，实施了高效的指挥。
（二）士兵的英勇善战是上兵伐谋取胜的关键。在古代战争中，交战双方由于受当时装备发展水平的影响，多数情况下，需要短兵相接，靠的是过硬的武艺消灭对方，保存自己，以换取战争的胜利。凡胜利一方，多数是战斗力非常强，能以一当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柏举之战就是一个突出的战例。它是春秋末期一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战争，吴国在经过六年的“疲楚”战略后，一举战胜多年强敌楚国，给长期称雄的楚国以空前的创伤，从而使吴国声威大震，为吴王进一步争霸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柏举之战，孙武以3万兵力击败楚军20万之众，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快速取胜的光辉战例。
现代战争信息化程度高，科技含量高，对士兵的要求更高了，要具备现代化作战的能力，一支没有战斗力的部队是不能担当伐兵和攻城的任务的。从英阿马岛之战来看，英军平时战备程度高，有60%的军舰能随时投入作战，并拥有充足的物资储备。而其军队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常备军，经常进行各种气候、地形下的演练，能很快投入战争。特别是英军的后勤船只有80%从民船中征用，英军对民用船只有专门的征用计划和改装方案，在两三天里就完成了征用改装，迅速形成战斗力，为胜利奠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