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是兵圣孙武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2000多年来，这一论断作为举世公认的战争制胜规律，始终为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军事家乃至商家所称道、所运用。不计其数的战争结果，也不断证明其哲理上的科学性、战略上的指导性和实践中的应用性。可以说，历经千年沧桑，这寥寥八字依然是那样奥妙无穷，永远给人以新鲜感。毛泽东就此指出：“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武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
如同老子哲学的核心“道”、孔子哲学的核心“仁”一样，《孙子兵法》的核心是“全”，即“全胜”。孙武在《谋攻篇》集中论述“全胜”的战略思想及其实现的方法、条件时，提到“全”的就达7处之多。在战略上，他主张全国为上、全军为上、全旅为上、全卒为上、全伍为上，强调“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对于如何达到“全胜”，孙武不仅原则地提出了“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等6种战法，而且从战争指导上提出了“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等5条“知胜之道”，结论是：“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在其他各篇中，孙武就此分类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举凡庙算定谋、战法运用、地形地理、战场应变，包括战前、战中都注重考察彼己情况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是贯穿《孙子兵法》全书的核心思想和精华所在。
那么，如何正确认识孙武战争制胜规律的要诀，科学地遵循和运用这一规律呢？下面，联系中国战争特别是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一、制定正确的战略指导方针是制胜的首要问题
《孙子兵法》中，孙武以《计篇》为首，提出“庙算”、“庙胜”的思想，在《谋攻篇》中又提出“伐谋”、“伐交”的思想。这些思想的要义是：强调战争可预为筹算，先知而先胜；强调谋略、战略上的胜敌是上策、上乘，“先计而后战”；强调智高一筹者胜，斗智胜于斗力。也就是说，制定正确的战略指导方针，是达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历览古今中外之战史，不乏无谋、无略或谋、略不当，虽徒拥兵马而终告失败者；也不乏先计、善谋，虽一时不利终究成功者。三国争雄时，刘备采纳诸葛亮经过缜密分析后提出的隆中战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结果着着成功。但后来关羽缺乏战略头脑，恃强骄傲导致蜀吴失和，刘备又以愠致战，犯兵家所忌而失地散盟，待诸葛亮率军北伐，虽出秦川亦难成功。中国近代战争史更能说明问题。清政府每当战争来临时，往往是和战不定、攻守无策，这无疑是屡战屡败、丧权辱国的重要原因。在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称雄一时的北洋海军一战凋零，举国为之震惊。面对战争失利的现实，中国启蒙运动先驱、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悲愤难忍，猛烈抨击朝政“致临事之顷，如瞽人坠眢井，茫然无头路如此”；并以“今日之事，夫岂倭之狡逞，实中国人谋之不臧”之语，一针见血地批评了李鸿章在战略指导上的昏庸，认为他“不得辞其责”。而在历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坚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每一次革命战争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及敌我双方的兵力、装备、战略、战术等实际情况，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真正在“知彼知己”的基础上制定指导战争的战略方针。在红军时期，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与游动性作战的战略；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1938年发展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在解放战争时期，实行以歼敌有生力量为主、大踏步进退作战的战略，从而使自己能够趋利避害，以弱胜强，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创造出星星之火燎原全国的人间奇迹，举世为之瞩目。
二、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思想方法是制胜的必然途径
兵学与哲学是互为交融、紧密相连的。孙武战争制胜规律的问世，与其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的哲学思想密不可分。他认为，战争多秘，敌情叵测，定谋决策应建立在了解掌握道、天、地、将、法“五事”，比较敌我双方君主、将帅、天时地理、法令贯彻、兵卒训练及赏罚七个方面情况的基础上。对这些事关战争胜负的主客观因素和条件，孙武认定“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同时，孙武没有陷入机械唯物论的窠臼，进而提出还要“因利而制权”，凭籍常法之外的变法才能把胜利的可能变为现实。这些多因素的、全面考察战争胜负的观点，包括孙武对强弱、虚实、奇正、进退、劳逸等军事领域中矛盾对立现象的分析，无不浸润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无不是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孙中山曾说：“就中国历史来考究，二千多年的兵书，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书，便成立了中国的军事哲学。”从历史经验看，人们在战争指导上一旦违背了主观与客观相一致的思想方法，就容易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如有的不能知彼知己，要么过高过低估计敌人，要么过高过低估计自己；有的把可能和现实混为一谈，不了解要把可能变成现实还必须经过艰苦工作、英勇斗争才能实现；有的先入为主，不去深入分析研究战争发展的全面情况，当战争形势发生变化时不能以变制变，结果导致战争的失败。毛泽东严肃批判了有害战争指导的主观主义，认为主观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他慎重告诫全党全军：“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金门战斗。1949年10月24日至27日，我军3个步兵团奉命作为第一梯队，渡海攻击大金门，登岛后与强敌血战三昼夜，最后因无后援弹尽粮绝，9086名官兵和船工或壮烈牺牲、血染海岛，或重伤被俘、身陷囹圄。这是我军在解放战争中最大的一次损失，也在我军战史上留下了极为惨痛、引为深戒的一页。此次战斗失利的根本原因就是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不统一。主要表现在：一是轻敌、急躁，准备不充分，计划6个团的攻击兵力，只筹集到运送3个团的木船便发起战斗；二是情报不及时、不准确，战前侦察大金门敌守岛兵力为2个多师，实际上至少有3个军的6个多师；三是对海潮、风向掌握不当，运送第一梯队的近300只木船抵岛后，未及返航即因退潮搁浅，尽为敌炮火摧毁，无一船返回，导致第二梯队只能隔岸观火等。血的教训警示我们：只有坚持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真正做到“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否则，就会吃亏乃至付出惨痛的代价。
三、实施随机应变的作战指挥是制胜的关键环节
一切正确的战略方针，都要靠具体的战役战斗行动去贯彻落实。因而能否科学地用兵、能否实施正确的作战指挥，对于夺取胜利是至关重要的。对此，孙武有许多富有哲理的精彩论述。比如，他在《虚实篇》中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告诉我们战争是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战场情况更是瞬息万变，故要因情、因敌、因地用兵。在《九地篇》中说：“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则告诉我们战前要隐蔽企图，诱敌暴露弱点，战斗一旦打响，就要采取快速、有力的军事行动，以争取主动，使敌人来不及抵抗。特别是孙武在《计篇》和《军争篇》中，第一次在我国军事学术史上鲜明地提出了“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的战术原则，并列举了四种欺骗、伪装方法和八种对付不同情况之敌的战法，史称“诡道十二法”。这十二法的要旨就在于集中兵力，“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在作战指挥方面，历代兵家都非常注意基本的作战原则，又强调灵活机动。吴子专门著有《应变》；孙膑认为“兵者，非士（持）恒势”，主张“胜不可一”；岳飞的名言是“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等等。我军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与优势之敌作战，常常是处于国民党重兵封锁、“围剿”和进攻之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建军初期，我军创造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在实战中大显神威。朱德元帅的经验之谈是：“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意思是说只有老老实实地把敌我双方力量、态势进行对比，从中找出敌方弱点，做到随机应变、灵活指挥，才能扬长避短，以长击短，战胜优势之敌。这种避敌锋芒、以劣胜优的经典战例，在我军历史上是不胜枚举的。例如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动用70万兵力，重点进攻陕北、山东解放区，企图摧毁共产党的“政治根据地”和“军事根据地”。在转战迂回过程中，我西北野战军采取“蘑菇战术”，硬是把优势之敌拖垮、拖瘦，最后集中兵力予以各个击破。针对山东战场敌采取密集靠拢、齐头并进战术的实际，毛泽东反复提醒华东野战军领导人陈毅和粟裕，现在是敌方着急，我方不急，要求他们一要有极大忍耐心；二要掌握最大兵力；三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后方。毛泽东的叮嘱，蕴意是“不可胜在己”，虽然敌人装备精、数量多，但总有失误的时候，只要我们忍耐持重，诱敌深入，总有歼敌机会。果然，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师长张灵甫，贸然带领所部脱离大部队，孤军闯进沂蒙山区，给了华东野战军一个千载难逢的战机。孟良崮一战，我军虎口拔牙，“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一举扭转了山东战场的不利局面。此谓“可胜在敌”。
四、造就智勇双全的良将帅才是制胜的可靠保证
自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将帅制后，历代兵书对将帅在战争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素质要求多有论述。如《吴子》中有《论将》篇；临沂银雀山出土的先秦时论兵竹简中有《将德》、《将义》、《将败》、《将失》等篇；《六韬》中有《论将》、《选将》、《主将》、《将威》等篇。孙武是最早论述将帅的。他认为“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把贤能的将帅看作事关国事兴衰、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因而在《孙子兵法》各篇中，都有一些内容谈及将帅，特别是关于将帅条件的严格要求。在首篇中，孙武就提出将帅要具备“智、信、仁、勇、严”五德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孙武把“智”放在五德的第一位，表达了将帅在指挥才能上应多谋善断、首先能与敌斗智之意，而不应是只有“一剑之任”、“匹夫之勇”的莽夫斗士。古人言“孙武尚智，孙膑贵势”，道理也在此。有则典故很能说明这一点。楚汉争霸中，当刘邦、项羽处于相持状态时，项羽曾要求与刘邦单独对战，决一雌雄。刘邦笑着回答：“我可斗智，不能斗力。”为了和项羽斗智，以争夺天下，远在巴蜀汉中的刘邦颇费了一番心机：先是“明烧栈道”，示不东归，以麻痹项羽；接着“暗渡陈仓”，平定三秦；然后出师东征，形成北韩信、南英布、彭越居中袭扰的态势，迫使项羽东堵西逐，疲于奔命。在这种情况下，自认为“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虽曾不可一世，最终也只能落个霸王别姬、自刎乌江的可悲下场。王安石为此有诗云：“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战势难回。江东弟子今虽在，肯于君王卷土来？”他认为项羽有勇无谋，缺乏战略眼光，失败是大势所趋，无法挽回。孙武把“智”放在五德之首，我理解还有一个缘由，就是从一般意义上说，将帅做到勇敢不怕死是不难的，而做到有勇有谋、智勇双全则是比较难的。因而孙武要求将帅：对于关系战争全局的“五事”，必须要有深刻的了解（“凡此五者，将莫不闻”）；对于复杂多变、充满矛盾的战场情况要能灵活处置（“故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对于整个作战过程要善于观察分析，考虑利害得失后定下正确的决心（“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同时，孙武把耐心与毅力视为将帅修养的一个重要内容，强调将帅不可凭一时的怨愤而出阵求战（“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统率军队要冷静沉着、深思熟虑、公正而严明（“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急躁暴怒，一触即跳，就可能被敌凌侮而轻举妄动（“忿速，可侮也”），等等。这些言简意赅、令人深思的要求，至今也没有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