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彼难知
《孙子兵法》中曾两次提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都把“知彼”列在首位。这样排列不是随意的，反映了孙武的军事认识论思想。把知彼摆在知己之前，既点明了在军事斗争中“知彼”的重要性质，也道出了在军事认识中“知彼”的困难程度。正因其困难更显其重要。
“知彼”就是“知敌”，是在军事对抗关系中对敌方客体的认识和研究，是准备和进行战争的重要活动，因为“知彼”才能“知胜”。军事对抗的双方主体都懂得，“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敌方也是具有自觉能动性的主体，深知被对方“知”的利害关系，必然隐蔽保护己方真实情况，干扰破坏对方的认识活动及其效果，形成了反认识活动及其效应。反认识造成了军事认识“知彼”的人工屏障，是彼难知的根本原因。如果“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北。”
战争是敌对双方使用武器在一定条件下的对抗活动，是用兵与用谋的综合竞争，“知彼”是“知战”的重要内容和方面，“兵因敌而制胜”。但“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战争的状态及进程，由于双方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和大量复杂因素的作用，充满了偶然性、不确定性和多变性。敌方客体的行为和规律很大程度上还是“灰箱”，这是彼难知的重要原因。能够做到料敌如“神”是极高的、也是难以达到的艺术。战争主体的用兵、用谋没有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是敌变我变、我变敌变，力图高人一筹的对策竞争。“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能够在这趋于复杂化的矛盾运动中，把握敌人的活动规律，做到“先知”，只能依靠军事认识主体对战争规律的深刻理解，对敌方各种因素发展变化的具体分析判断。这就需要大量的调查、思考、运筹工作，是复杂艰巨的认识活动。
“知彼”一般要经过侦察敌情、传送消息、分析情报、做出判断等一系列认识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条件保证。在战争状态下，这个时间表不是按部就班的程序，不是由知彼者单方面所决定的。战争指导者为了不给对方认清自己作战意图以及作战准备的足够时间，都要争取作战行动的突然性，“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作战过程中，一方要争取更多的“知彼”的时间，另一方却要尽量减少对方“知彼”的时间，打乱对方认识的正常进程。“知彼”往往是在条件不够充分、时间不够充足、信息不够完备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就增加了“知彼”的难度。
军事活动是人、武器、装备等物质实体在空间中的展开和运动，具有一定的形状、声音和颜色等外部特征，能够确定其位置和发现其踪迹。军事活动又是在双方相互认识、严密监视的状态下进行的，己方系统的自然暴露会给对方的认识提供有利条件。敌对双方具备这方面的自觉意识，首先应该做到和能够做到的就是自我隐藏，利用气象、夜幕、地形、地物等自然条件以及各种人工手段进行伪装，隐蔽自身的形象、特征和行踪，给自己覆盖上“保护色”，努力造成自身的封闭性。“夫地形者，兵之助也。”险阻的山川，芦苇丛生的低洼地带，草木繁茂的山林地带，“此伏奸之所处也”。这就使对方的侦察手段遇上了人为的纱幕。
隐蔽和封闭自己不仅限于利用天时地利，还包括采取各种防范措施，保护军队内部的机密。越重要的机密也是封锁保护最严密的。一是对外封锁消息。“政举之日，夷关折符，无通其使，厉于廓庙之上，以诛其事”。就是关闭敌我之间的通道，断绝与敌使的往来，在密封的地点商讨军机大事。二是对内保密。“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对于核心机密，为了不走漏风声，连自己的部下都要隐瞒。三是在变化中达到保密。“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迁其途，使人不得虑”。为了防止敌方侦察到己方的机密，采取积极的对策，经常改变自己的行动，使敌方获取的已经是过时失效的“机密”。
“知彼”不仅要遇到敌方隐藏术造成的障碍，还要遇上敌方诡诈术造成的障碍。因为隐藏自己、封锁消息等防止对方情报手段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全部封锁对方情报渗透的渠道。防不胜防，防不如诈，既斗力也斗智。用兵、用谋、用诈，浑然一体。用诈的目的就是运用各种手段，制造种种假象，造成己方的虚假性和欺骗性，促成对方认识的错误，使反认识和谋略也成为战争的重要手段。由于军事斗争的特殊性质，用诈没有双方共同确认和遵循的规则，没有宋襄公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没有公正监督的机制。用诈行为和手段的无规则、多样性、非道德化，增加了自身的虚假性。
用诈最常见的就是制造种种假象迷惑对方。如“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这就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有意造成真假情报混淆、虚实变幻不定的状况。有时“假作真”导致“真亦假”的效果，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让对方受骗；有时却反其道而用之，虚而虚之，实而实之，采取“大智若愚”的手法，让对方难以置信。用诈不仅要调动自己，更要采取主动调动敌方，叫其上当。即“形人而我无形”，“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用诈不能采用固定的模式，而要有针对性地根据敌方的心理特征和性格弱点，采取不同手段，叫其上当受骗。贪图小利的，要“利而诱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好胜心强、骄傲自大的，要“怒而挠之，卑而骄之”，“顺详敌意”。疑心重的，则“众草多障者，疑也”。生性胆怯的，则“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以利害相威胁。用诈并不限于军事行动，还使用政治、外交手腕相配合，迷惑欺骗敌人，如“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敌对双方都使出种种用诈手段，破坏对方的认识，使“知彼”出现了扑朔迷离的状况。
用诈最重要的手段是用间。用间不仅是侦察情报的手段，也是反侦察反情报的手段。古代技术情报手段不发达，人力情报手段最为有效。用间可以将计就计，反客为主，使对方的情报工具和手段为我所用。对方的侦察情报网既是对己方的威胁，又是可以利用为我服务的条件。可以让敌人的间谍为我所用，用敌人的间谍欺骗敌人，这就是反间。“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可以收买敌方的官员去为我散布谣言，这就是内间。“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还可以派我方的间谍去敌方散布虚假情况，这就是死间。“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
用间的关键在于灵活用诈，巧妙运筹，能因时、因地、因人、因事、因势而恰当运用谋略，掌握在特定的条件下灵活用诈的艺术。通过分析对方的认识能力、思维方式、性格特征以及对己方的判断，制定有效的欺骗措施，达到运用之妙，“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这样，叫敌方摸不清底细，摸不着头脑。
孙武在军事活动的各个领域和环节，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分析，道出了军事认识中“彼”难知的现象及其原因。
二、彼可知
孙武是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军事理论家，也是唯物主义的可知论者。他实事求是地承认彼难知，但他并没有因此得出战争不可知论的结论，而是既承认彼难知，更坚信彼可知。实际上，孙武在研究探讨彼难知的问题时，就已经内在地包含了彼可知的答案了。
孙武明确地提出了“胜可知”的命题，这就内含着彼可知的结论。因为他把“知彼知己”作为“百战不殆”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胜可知”是因为彼可知和己可知。《孙子兵法》各篇中对作战的双方客观地、深入细致地分析，都贯穿了彼可知的思想。
孙武的彼可知思想是建立在唯物论的基础上的，他所说的“先知”，不是先知先觉，也不是依靠鬼神，而是充分相信战争中实践着的人及其认识能力。军事主体直接和敌人交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军事认识的客体固然有其人为的屏障，但不是不可攻破的，关键在于军事认识主体自身的自觉能动性的强化和发挥程度，在于其“知彼”的努力及其效果。
如何达到“知彼”?孙武提出的主要方法有：
1通过研究用兵之道“知彼”
战争是有其客观规律的，战争的任何参与者，都不可能超越或改变战争的客观规律。敌方客体的干扰破坏造成了彼难知，但这也是一种认识的规律，是在特定的主客体地位和关系中，一种保护自己而进行的认识活动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敌方客体常常表现出假象，但假象也有“假象的规律”，它和真象总保持着某种具体的联系，它总有自己一定的表现形式。《孙子兵法》所论述的谋略、作战、用兵等规律，并不仅仅是适用于某一方的特殊规律，而是站在战争全局考察的普遍规律，适用于作战双方。因此，战争主体的“知战”“知兵”，既包括了“知己”，也包括了“知彼”。
敌方客体造成的认识障碍是受其客观基础限制的，军事家活动的舞台要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各种谋略手段的运用要受所依赖的客观条件的限制，有客观条件保证才能使军事谋略达到预期效果。用兵不能离开特定的地形条件，在现实的地形条件下，用兵、用谋和隐蔽的方式手段在现实可能性上是有限的，选择的余地不是很多的，不能看作是战争指挥员可以随意进行的活动。《孙子兵法》中有多篇提出了在一定的地形条件下，用兵的基本方式。通过对地形的研究，就可以从总体上把握敌方的兵力使用限度。“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就是说，根据战地地形的险易、广狭、死生等情况，作出利用地形的判断；根据对战地地形的判断，得出战场的容纳限度，即战场容量；根据战场容量的大小，确定作战部署兵力的数量；根据敌对双方可能投入兵力的数量，进行衡量对比；根据双方力量的对比，判断作战的胜负。
“知己”和“知彼”是密切联系、相互贯通的，军事认识主体通过总结自己的用兵之道，也可以部分地达到“知彼”。军事认识主体不能感知对方大脑的思维活动，但他可以“将心比心”，利用人类思维活动的共同规律，体验、理解对方的内心世界，分析对方的真实意图。军事认识主体不能规定对方反认识活动的范围和模式，但可以通过相似规律，由“己”及彼，从己方的反认识活动规律，推知对方行为的规律。因为主体要经历与敌方主体相同程序的思维逻辑和决策过程。孙武论述了很多“知彼知己”的规律，“知彼”是建立在“知己”的基础上的，“知己”就包含着“知彼”。
2通过研究“诡道”的规律“料敌”
尽管军事活动表现出很多“诡道”，但从军事活动的认识机制考察，求胜避败的价值目标、利益需要是军事对抗主体认识活动的基本原则和目的。军事认识是一种以价值为轴心的理性活动，虽然军事认识过程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复杂性，但从事军事认识活动的主体都遵循着统一的简单原则——求胜避败。求胜避败的准则就是军事认识活动中各种“诡道”的“常数”。军事认识的中心问题是：（1）胜负的客观分析；（2）取胜的方式手段；（3）避败的途径措施。军事认识主体的一切认识活动都是围绕这些中心问题开展的。军事对抗主体的认识活动可能会出现反常、多变的行为方式，但不会出现反常、多变的行为准则。反常背后隐藏着正常，多变背后隐藏着不变。“诡道”虽然反复无常，捉摸不定，但“诡道”也有“诡道的规律”，是可以从理性上驾驭的。孙武大量论述了用兵的“诡道”，这些“诡道”能够从理论上表述，也就不再神秘，能够认识了。敌方做出种种假象，欲进而退，欲守而攻，欲东而西，欲近而远。识破了这些假象，也就不会被“诡道”迷惑欺骗了。
“诡道”虽然是敌方的心理活动表现，不能直接观察，但可以采用理性分析把握。因为任何心理活动都有其内在根据，“诡道”也有“诡道心理学”。孙武透彻地分析了“诡道”的心理原因：“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车者，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各种反常的行为表现，却有正常的心理原因。只要能够正确分析研究敌方心理活动的规律，万变不离其宗，就能做到“料敌制胜”。
3通过使用各种侦察手段“相敌”
孙武的“知彼”不是完全“庙算”式的推理活动，他十分重视通过军事侦察活动，丰富感性认识，取得第一手材料。孙武提出了“相敌”，即观察敌人的要求。只有“相敌”才能知敌，只有认真观察敌人活动中暴露出的各种征候，才能使“知彼”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孙武总结出许多“相敌”的经验，如“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樵采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一鸟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旌旗动者，乱也”。“相敌”是“见微而知著”，只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就能从细微处发现敌方动向的重大线索。
“相敌”也包括积极主动的侦察活动，通过己方有目的试探、挑动、引诱、侦察活动，逐步探明敌方的活动规律、优势与弱点、虚实状况，成为调动敌人的指挥艺术。孙武提出：“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形兵”弥补了观察的不足，是主动创造“相敌”的条件。最有效的“相敌”手段就是人力侦察手段——“用间”，打入敌方内部获得比较全面、准确、及时的情报。孙武相信，彼难知，彼也可知；彼可知，也就“胜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