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在辗转传抄刻印过程中，难免有脱漏、臆改、讹误之处，我国古代军事名著《孙子兵法》也不例外。目前，我们印行的本子一般以南宋刻本《十一家注孙子》为底本，其中“形篇”有一段话就是这样：“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
曹操曾为之作注：“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余也。”这段话，连同这个注释在内，历代注家，谁也没有提出怀疑。可1972年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孙子兵法》，尽管残缺不全，但在甲、乙两个写本中，这后句却明明白白地写作“守则有余，攻则不足”！两相比较，犹冰炭之不可共器，水火之不得相容，孰正？孰误？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有必要将原文有关部分征引如下：“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竹简本为：守则有余——本文作者注），攻则有余（竹简本为：攻则不足——本文作者注）。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
要准确理解文意，必须先正确理解第一段。意思是：昔日那些高明的指挥员，都是先造成自己立于不可战胜地位的条件，然后等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时机。做到不可战胜，关键在于自己；可以战胜敌人，关键在于敌人（出现失误而使我有可胜之机）。因而，高明的指挥员，能造成自己的不可战胜，不能使敌人一定被我战胜（敌人不中我计、不失误、很精明，则不能胜敌）。所以说胜利是可以预知的，但（客观条件、态势不具备的话）不可一厢情愿地强求。
很显然，孙武的“不可胜”、“可胜”是有特定含义和特定关系的，他的“不可胜”是说敌不能战胜我，其“可胜”是说我可战胜敌人！无论攻守，都不能由自己一方一相情愿地决定，必须由双方的态势决定，但如何做到“不可胜”，关键在于自己，而能否进攻敌人，则决定于敌方是否出现我可胜之机。若未出现我可胜之机，则只能守，若已出现我可胜之机，则可攻。所以，下文说：“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有余，攻则不足。”
这就是说：我具备了“不可胜”的条件，而敌未有可胜之机，则“守也”；我具备不可胜条件，而敌出现了“可胜”之机，则“攻也”（因为孙武强调的是“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所以，此二句应该、也只能这样来理解）。接下来的意思就应该是竹简本的“守则有余，攻则不足”：防守就要靠自己创造不可战胜的条件，力有裕如；进攻，就要乘敌人的弱点、失误，攻其不足！这才逻辑通畅，顺理成章。才堪称之为“理论”！
从将“有余”“不足”臆改、颠倒者开始，都是在“不可胜”与“可胜”上犯了逻辑思维的大忌：他们无一例外地在前一段承认“不可胜”是“敌不能胜我”，到了“不可胜者，守也”这里，便成了“我不能战胜敌人”或“战胜敌人条件不够”、“力不足”之类的话，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前面的立于不败之地、不可战胜的意思却马上变成了不能战胜、打不赢的意思，前后矛盾这是不合孙武理论的。孙武一贯强调知彼知己，主张以绝对优势战胜敌人，反对弱小势力与敌人硬拼，“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条件不具备、打不赢时，是不能守的，只能逃之、避之。“攻”自然也不能一相情愿，自认为力有裕如就攻而不看对方处于什么状态的话，没有不失败的，历史上许多人多势众者反被打败的战例就是明证。所以自认为“有余”就攻的思想是不对的，是不合孙武思想的。
通检《孙子兵法》，其在论述攻、守时，从来就是根据战争双方条件来讲的，都是强调攻要针对敌人的虚弱、不足；守要依靠自己创造条件立于不败之地，稳固，力有裕如。除上文已举文句，还有：“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这不正是“先为不可胜，”“不可胜者，守也”，“守则有余”的注脚吗？从这里，我们还可看到，孙武的“有余”就是指我创造条件以后，敌人无法攻我，吃不掉我，或不能来吃我！并非单指“力”是否“有余”。“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攻其所不戒也。”“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这一条，既是针对敌之“不足”，也是在制造出敌人新的“不足”。孙武论述进攻，强调的是针对敌人的“无备”、“不意”、“不守”、“虚”、“不戒”、“必救”，一言以蔽之，是针对敌人的“不足”！而绝不能单凭我方是否“有余”。《管子》谓：“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是也，乘虚、乘瑕是进攻的要则。
从竹简本的文字可以肯定的是，在汉，特别是西汉以前，《孙子兵法》的文句还是“守则有余，攻则不足”的。但从东汉末开始，臆改之本也流传开来，至于是否为曹操所臆改，不得而知，但从曹操的注释可以断定，他认定的文句已是“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了。但即便如此，东汉及其以后，正确的本子依然流传着，《汉书·赵充国传》、《后汉书·冯异传》、王充《潜夫论》乃至明代茅元仪之《武备志》均可证。将“攻”、“守”与“有余”、“不足”相对连言的只有孙武。赵充国传中记载了他的几次上疏，其中有：“臣闻兵法：攻不足者守有余，又曰致人而不致于人”，“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冯异传有“夫攻者不足，守者有余”，《潜夫论·救边》：“攻常不足而守恒有余也”，《武备志》“约束已定，需备已具，随其所攻，应之裕如。以此待敌，所谓有余于守也。先哲成法不可废矣。”以上诸例，说明直到明代，还有“守则有余，攻则不足”的本子流传，重要的军事理论家都视为准则。
宋朝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时代，但南宋的文人、商家在刊刻《十一家注孙子》时，选择的是一个文句被臆改错了的本子，而历史又让这个本子幸存了下来，文句正确的本子反而失落了，为后代的读者和研究家凭空添了一层迷雾。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孙子兵法》的出土，提供了扫清迷雾的更为有力的武器。现在，该是还《孙子兵法》本来面目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