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战争控制观可分为四个层次，其中包括“安国全军”的整体控制观、“致人而不致于人”的主动控制观、“战胜强立”的实战控制观、“全争天下”的综合控制观。它们之间相互联系，互为补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一、“安国全军”的整体控制观
“安国全军”是孙武控制战争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孙子兵法》首篇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可见，孙武已经把战争问题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认识。
围绕着“安国全军”这个总的战略目标进行战争控制，孙武认为，首先，必须“慎战”，不能随便发动战争，“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进行战争必须首先考虑到国家利益，综合衡量，慎重决定，必须从战略全局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国家利益，正确处理国家根本利益与一般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要进行“庙算”，千万不可凭一时冲动。只有当国家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并且无法用战争以外的其他手段进行解决时，才能使用武力。其次，军事力量的使用必须严格地置“安国全军”这个总体目标之下，切不可滥用。为了实现安国全军的总体战略目标，孙武并不是一味地强调和重视军事力量的使用，相反，他对军事力量的使用一直持比较谨慎的态度，认为能使用其他手段解决问题的，如政治、外交等，绝对不要使用军事力量。而只有当其他手段不能实现战略目标，或者不使用军事力量不足以制止战争的时候，才能使用军事力量。而且，一旦使用军事力量，就要速战速决，力争用最小的代价来获取最大的胜利，减少战争对国家利益带来的损失，如果战败，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
二、“致人而不致于人”的主动控制观
孙武十分重视对战争控制主动权的掌握，他强调，要“致人而不致于人”，就是要能控制、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控制和调动，就是要对战事、局势始终保持驾驭权和控制权。而这首先就要进行全面充分的战争控制准备。
“先胜而后求战”。战争控制的准备应该包括物质准备和精神准备两个方面。关于精神方面的准备，孙武认为应该有两点，一是要“庙算”。“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庙算”就是要对敌我双方从道、天、地、将、法、财、卒、兵等方面进行系统比较，透彻分析形势，对军事行动产生的各种可能性进行充分估计，制定出各种不同的预案。二是要“知”。它包括“先知”和“尽知”。“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孙武认为，先知是进行战争控制精神方面准备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进行其他方面准备的前提。要预先知道本国的经济力量，了解自己军队的战斗力，掌握自己将帅的贤能情况，了解士卒的心理状态，而且，还必须针对作战对象的情况进行准备。孙武认为，决策者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要先敌、先事而知，掌握主动。先知是先胜的前提条件，没有先知，就谈不上先胜。“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尽知”就是要对有关战争规律、重大情况和发展趋势等，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和掌握。孙武认为，只有了解和掌握战争规律，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
关于物质方面的准备，主要是“积形”。“形”就是指实力。孙武把物质准备分为经济实力准备和军事实力准备。对于经济实力方面，孙武认为，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国家经济是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一个国家军事能力的大小，坚持战争时间的长短，深入敌国的远近，以至战争的最后胜负，均受到国家经济能力的影响和制约。孙武认为，军事实力的积蓄和储备是战争控制准备中最核心也是最直接的部分。“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者，形也”，这里讲的是军事实力积蓄储备。“兵众孰强，士卒孰练”。兵和卒是《孙子兵法》“七计”中的“二计”。“兵”指的是武器装备，如孙武提到的戟楯矛橹，甲胄矢弩、驰车革车等；“卒”指的是士卒。武器装备是否先进，士卒是否训练有素，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也是军事实力准备的重要内容。
三、“战胜强立”的实战控制观
孙武生活在诸侯战争频繁爆发的时代。各诸侯国为了追求各自的战略目标，对暴力手段的使用几乎达到疯狂的地步。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已经成为当时军事斗争的主旋律。虽然，孙武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和“慎战”，但他更多关注的是如何能够打赢战争，“以战止战”，“战胜者强立”，使敌人屈服。实战控制也是孙武战争控制指导中最为精彩的部分。
战争是力量的较量，不通过实战战胜对手，不通过实战来显示自己的实力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决心，是不能从根本上制止战争的。为了能打败对手，以战止战，孙武首先强调的是要夺取和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一是战争指导者在战争中要实行诡道。在孙武看来，打不赢战争不能控制战争，就会人亡政息，就是最大的不仁，就无法向广大人民交代。因此在战争中使用诡诈，是无可厚非的。“兵者诡道”，“兵以诈立”，可见“诡”是以取得和保持战争的胜利为根本目的的。二是战争指导者要发挥主观能动性，造势任势，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孙武十分重视人的特别是杰出将帅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他反对不动脑筋，一味蛮干，强调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硬拼实力，集中力量，渐蓄乍用，快速出击。要正确分析形势，充分利用各种矛盾的相互作用以达到我之目的。“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三是战争指导者要广施权变，示形动敌，控制战局，夺取胜利。就是要通过示形来诱使对手上当，牵着对手的鼻子走，牢牢掌握主动权，最后使其陷入被动，夺取胜利。“形人而我无形”，是示形动敌的最高境界。四是要虚实结合，奇正并用。要造成有利的战争态势，掌握主动权，就必须要虚实结合，奇正并用。“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既要重视正确地配置和使用兵力，“以正合，以奇胜”，又要重视高明的选择和运用战术，“奇正相生”、“奇正相变”。要从根本上调动和制服敌人，在攻击目标、攻击方向的选择上，就要力避敌的强点，攻击敌人最为薄弱的环节。“攻其所不守，守其所不攻。”
其次要灵活用兵。一是要因时、因地、因敌制胜。孙武认为，战争指导者要因时、因地、因敌而计出万端，变化无穷，切不可墨守成规，故步自封，一定要敢于变化，善于变化，才能赢得胜利。但强调变化并不是毫无原则和指导的随意变化，而必须要随着时间、地点、敌情的不同而变化。“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易、远近，上将之道也”，“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成势，无恒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二是要“以镒称铢”，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孙武认为，无论己方的实力如何强大，战争中都要力争首先造成敌人的分散，并选择正确的主攻方向，集中己方的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分散之敌，是孙武指导战争的一个突出思想。“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在局部形成我以十攻一的态势，这样就可以各个歼灭之。孙武还强调集中兵力与分散兵力是辩证统一的，不能一味地强调集中，兵力越集中就越好，要根据情况的需要，适时处理好集中和分散的关系。战争指导者要善于“以分合为变”，善于运用变化分合的手段，使敌莫测。最后要速战速决。速则有力，速能乘机，速可制胜。孙武十分重视军队的速度。一方面，战争耗费巨大，旷日持久对国家不利。另一方面，如果不能迅速获得胜利，其他国家势必会利用机会，乘虚而入，从而使自己陷于两面或多面作战之中，这样不但不能控制住战争，反而会造成自己的被动，甚至有灭亡的危险。因此，必须要速战速决。
四、“全争天下”的综合控制观
孙武认为，要力争“不战而屈人之兵”，“全争天下”，这也是他战争控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首先，在目标的选择上，要紧紧围绕“安国全军”这个总体战略目标。“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由此可见，他把战争控制的目标分为五个层次，即全国、全军、全旅、全卒、全伍。从战争的全局或整体进行战争控制，使敌举国屈服（战略上的不战而胜），当然是最理想的，这是最高层次的追求目标。如果这个目标不能实现则应力争在各个局部进行控制，其中包括对全军、全旅、全卒、全伍的控制。其次，对所用手段的选择上要与“安国全军”这个总体战略目标一致。“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为了能够维护国家和实现国家利益目标，孙武认为，“伐谋”、“伐交”、“伐兵”和“攻城”这四个基本手段必须综合运用。为了达到屈人的目的，从政治手段上讲，就是要利用掌握的情报分析敌国的政治动向，开展外交战，通过外交斗争，及时揭露敌人的阴谋，瓦解其政治基础，使敌陷入势孤力单的境地而主动屈服。当敌不屈从之时，我必须要有使用实力的决心和行动，“威加于敌，则其不得合”，给对方以适当教训，以小战促成大胜。此为上策。从经济手段上讲，就是要破坏敌人赖以发动战争的经济基础，以经济手段“屈诸侯”、“役诸侯”、“趋诸侯”，使之困顿不堪，被迫放弃战争政策。此为中策。从军事手段上，就是要靠奋力拼搏，不惜较大的代价，拔城夺地，以决雌雄，显然这是不应轻率采取的下策。孙武的“全、破”和“四伐”战略思想不仅在和平时期对遏制或推迟战争有其重要作用，即使在战争进程中也可以广泛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