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正思想，在中国古代经典著述中多有涉及。如《老子》中就有“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的论述。《孙子兵法》的突出贡献，是把奇正列入军事谋略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提出了“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的定律，用十三篇中的一篇《势篇》专门论述这个问题，在其他篇章中，对这一思想也有阐述。孙武指出：“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对于奇正这两个方面，孙武又特别对奇发挥奇思妙想，认为“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重生，四时是也。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因此，作战指导必须“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理解孙武奇正思想的含义，离不开当时的战争形态。冷兵器时代，特别是商周及春秋前期，交战的主要形式是布阵对垒。若双方军团野战，则依托地形、装备和兵力，布成一定阵形。民间流传的“一字长蛇阵”、“八卦阵”、“天门阵”等，都是古代作战排兵布阵的艺术性演变。若城寨攻防，则一方依托既有工事，抵抗另一方冲击。在这种作战形态中，正，是不可或缺的。“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不鼓不成列”，成为当时作战的遵循。比较典型的是发生在宋国与楚国之间的一次战役，当时宋军已列阵完毕，楚军正在渡河。宋襄公恪守陈腐保守的“不鼓不成列”的作战教条，等楚军完全集结布阵后才发起正面进攻，结果被楚军打得大败，自己也身负重伤，不久黯然辞世。
随着战争的发展演变，以孙武为代表的新一代军事家，总结战争规律，不拘泥于僵化的正面对抗的战争指导，提出了奇的思想，这就为作战指导拓展了丰富的想象力。兵力部署，既要正面抗敌，又要有侧击、奔袭的考虑；作战方式，既有常规的攻守，又有出其不意的方法手段。
许多《孙子兵法》研究专家认为，这部兵家经典著作，又是一部哲学书籍，其辩证思维，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奇正思想，就是战争指导上运用辩证法的生动体现。从本质上来说，孙武对奇正的论述，是要求人们辩证认识军事力量运用中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条件利用好条件，没条件创造条件努力夺取胜利。
就整体和基本面来说，实力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础，它包括国家或集团的政治、经济、人口基础及动员能力，军队数量与质量，装备及人装结合程度，依据的地理地形，官兵的战斗精神、训练水平等，这些都是正的基本内涵。但战争特别是一次战役战斗的胜负，绝不是实力的简单正面对抗。如果那样的话，除非双方实力相若，胜利的天平永远不会向弱小的一方倾斜。然而战争的魅力恰恰在于，不少情况下，实力弱小的一方战胜了强大的对手。探寻胜因，往往归于善用谋略，出奇用兵。能雄辩证明这一点的，莫过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成长壮大史，就是一部以弱胜强、以劣胜优的历史，无论是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是抗美援朝战争，我军面对的敌人都是十分强大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同时继承了古今中外优秀军事理论的精华，形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包含着多方面的丰富内容，其中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以辩证思维总结革命战争实践，创造了一整套在敌强我弱条件下，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组织指挥艺术达到了得心应手、炉火纯青的地步。对奇正思想，毛泽东多有论述。他在1937年10月25日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指出：“我们采取了其他中国军队所没有采取的行动，主要地是在敌军翼侧和后方作战。这种战法，比单纯的正面防御大有区别。我们不反对使用一部分兵力于正面，这是必要的。但主力必须使用于侧面，采取包围迂回战法，独立自主地攻击敌人……就是在正面作战的军队，也不可用单纯防御的战法，主要应采取‘反突击’。”而在论述十大军事原则中，则强调“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一部打正面，以主力打迂回”。
对奇正的辩证认识和巧妙运用，帮助我军各级指挥员在战场上导演了一幕幕惊天动地的战争活剧，解放战争中的莱芜战役即是典范战例。1947年初，国民党当局实施“鲁南会战”计划，企图以重兵集团南北对进，迫使华东野战军在临沂附近与之决战，进而完全占领山东解放区。华东野战军以两个纵队伪装主力，在临沂以南实施宽正面防御阻击；以地方武装在运河上架设浮桥，在黄河边筹集渡船，造成西渡之假象。而主力分三路大踏步北上，在莱芜地区包围了由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指挥的南进兵团，经3昼夜激战，歼敌56万人，并俘获绥靖区副司令官1名，正副军长各1名，正副师（旅）长12名，击毙正副师（旅）长各1名，取得莱芜战役的重大胜利。
纵观此次作战，国民党军以一般规律指挥战争，拘泥于“攻其必争之地”，有正而无奇。我军则在战场形势多变的情况下，灵活用兵，奇正多变，始终保持主动，使敌造成错觉，达成了出奇制胜的效果。正如国民党军战史所述，解放军“主力作战略转移，经由临沂、蒙阴、新泰、莱芜道东西山区小径，昼伏夜行，秘密前进，我空军既无法搜索，地面情报亦不易侦知，一时竟不知匪军主力。及至判明其企图与行动时，我南进兵团已被个别包围于古马陵道中”，想逃脱被歼命运，为时已晚。
孙武在阐述奇正思想时，把重点放在变上，“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他又举音、色、味为例，其基本要素都不过五种，然而却可以组合成无数的奇妙音乐、斑斓色彩、鲜美味道。对于奇正之变，毛泽东曾有颇为幽默的论述：“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敌人一般地都摸透我们的脾气了。然而敌人不能取消我们的胜利，也不能避免他们的损失，因为何时何地我们这样做，他们不晓得。这一点我们是保守秘密的。红军的作战一般是奇袭。”蒋介石在回顾抗日战争胜利后发动全面内战第一阶段作战情况时哀叹：“我们在后方和交通重点上，不但要处处设防，而且每一处设防必须布置一团以上兵力。我们的兵力都被分散，我们的军队都成呆兵，而匪军却时时可以集中主力，采取主动，在我广大正面积极活动，将我们各个破击。”双方统帅从正反两个方面的阐述，都说明了变的重要性。
奇正之变，是因应战场形势的客观要求，是主观适应客观的必由之路，是发挥主观能动性夺取胜利的战争指导艺术。一般来说，作战双方的指挥者，对军事力量运用的一般规律都是了解掌握的，而在斗智赛谋中分出胜负，关键在于变。所谓奇计迭出，就是指优秀的指挥员能够快速适应战场形势变化，料敌机先，奇正变幻莫测，妙计应时而发。正如《孙子兵法》何氏注所说：“兵体万变，纷纭混纯，无不是正，无不是奇……我之正，使敌视之为奇；我之奇，使敌视之为正。正亦为奇，奇亦为正。”（《十一家注孙子》），西汉一代名将韩信，以善用奇兵著称于世，井陉之战就是其杰作之一。当时楚汉两军鏖战于成皋，韩信率军北攻赵、代，对楚军实施翼侧迂回。赵王赵歇、代王陈馀闻韩信兵至，率大军号称20万于太行山要塞井陉口（今河北井陉东）防守。赵军以逸待劳，占主动地位。韩信则在距井陉口30里扎营，令2000轻骑手持赤旗，乘夜暗进至赵营附近依山隐蔽待命。又一反常规，派兵万人，出井陉口，背绵蔓水列阵。天明，韩信率主力越井陉口发动进攻，交战后佯败，退入背水阵中。赵军全力追杀，汉军背水无路可退，只有勇战求生，遂抵住了赵军的凶猛攻势。同时，韩信令持旗轻骑驰入赵军营垒，遍树赤旗。赵军久攻不下，又见赵营尽是汉军赤旗，疑大营已失，顿失斗志，惊慌逃散。汉军乘势两面夹攻，大胜赵军，平定赵、代两国。
在这次战役中，韩信把奇正变化发挥到极致。2000轻骑兵，是以奇为奇，而背水列阵，则违背常理，实质上是以正为奇。在远师劳顿、地形不利等诸多劣势情况下，韩信彻底不按常理出牌，以奇为奇，寓奇于正，极尽变化，收到了出其不意的奇效。
善于变中求奇，不仅要求将帅广富谋略，而且需要冒险精神，做常人不敢做，行常人不敢为，方能出奇制胜。1947年3月，蒋介石为了扭转对解放区全面进攻严重受挫的被动局面，集中24个师、65个旅共455万人对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以主力17个整编师摆成一字长蛇阵，密集靠拢、稳扎稳打、齐头并进，企图寻歼华东野战军主力或迫使其北渡黄河。陈毅、粟裕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关于不要性急，不要分兵，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后方，让敌人大胆前进的指示，放弃正面接触抗敌，主动后撤，隐蔽待机。当敌“王牌”整编第74师孤军前出之时，陈、粟即刻抓住战机，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大无畏气概，集中优势兵力，将74师团团围困在孟良崮地区，经3日激战，全歼该敌，挫败了敌人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国民党军队战史在评述这一战役时说：“（共军）在我军云集区内……竟能大胆集中兵力，围攻我74师，此诚一般始料所不及，亦造成奇袭之基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