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如彍弩 节如发机——《孙子兵法》的造“势”与毛泽东的“创造战场”及理论创新
刘庭华

    造势,是中国特色军事理论,具有浓郁的东方色彩。《孙子兵法》首先提出造“势”的概念,此后,在中国军事文化典籍中频繁出现,其意与义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相径庭。在进入21世纪之际,我军面临信息化战争的严峻挑战和发展机遇。因此,如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开拓中国军事科学理论的创新问题,是中国军事科学领域的一项艰巨任务。
    军事理论的创新,是一种巨大的思维创造活动,它既包含对以往军事思想的扬弃,又面临新时代战争新样式、新学说的积累与总结、提炼、概括。当然,以往所有一切战争都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时空内进行的,都打着鲜明的时代烙印,所以一切战争经验和军事理论又都有局限性,或者说都带有相对真理的性质。因此,我们必须时刻关注当代军事领域的深刻变化,提出新的作战原则和理论,以迎接世界军事发展的挑战。所以,这就要求军事理论创新必须反映最新的科学技术和战争形态,并走在战争的前面去指导战争。
    一、孙武的势、任势与战势
   以《孙子十一家注》为例,诸家对《孙子·势篇》篇名的解释各说不一。曹操注:“用兵任势也……任自然势也。”李筌注:“阵以形成,如决建瓴之势,故以是篇次之。”王哲认为:“势者,积势之变也。善战者能任势以取胜,不劳力也。”张预注:“兵势已成,然后任势以取胜,故次《形》。”李靖谓:“用兵任势,如峻坂走丸,用力至微,而成功甚博也。”他还认为兵有三势:气势、地势、因势。杜牧注:“兵之势因敌乃见,势不在我,故无常势。”现代军事理论家郭化若认为:“所谓‘势’,就是利用有利的战场情况而进行机动。”
    从上述诸家对《孙子·势篇》之“势”的注释来看,虽然对“势”的内涵理解不同,但他们都把“势”看成是军队作战的一种运动形态,而不是专指军队作战的某一单个问题如兵力编成、部署、指挥及兵力数量等。势,在中国古代兵法中是一个只能意会、难以明言的军事哲学概念。
    如何理解《孙子·势篇》的“势”的含义以及与此相连的“任势”、“战势”概念,是正确理解“造势”这一战争指导规律的基础和前提。我们应该从孙武的军事思想体系来理解“势”的基本精神。综观《孙子兵法》全书的逻辑结构和内在联系,孙武军事思想的突出特点是强调谋略,重视战争指导艺术,即通过不同形式的调兵遣将、不同的兵力部署,而改变“势”的形态。“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孙武认为,筹谋有利的计策(或方略)已被采纳,于是就造成一种作为外在辅助条件的态势。所谓态势,就是凭籍有利于己的条件,灵活应变,掌握作战的主动权。在孙武看来,把运筹帷幄的“计”,诸如战争的目的、企图、计划、部署等,根据主客观条件,体现在战场上,是对“势”的范畴的规定要求。
    那么,“势”的基本含义是什么呢?《孙子·势篇》指出:“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节者,节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为彍弩,节如发机。”“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孙武用“激水”、“彍弩”、“转圆石于千仞之山”比喻“势”。可以看出,孙武提出的“势”内含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力量;二是地位,力量与地位的结合形成势。如何结合?就是靠人的主观努力,能使力量得到最有效的发挥,当然要使之处于最佳的地位。所以,孙武提出,要让“势”在战争中扬长,还必须掌握“节”,即“势如彍弩,节如发机”。只是,处于彍弩状态还不能消灭敌人,必须发机放箭。可见,“节”,就是指正确把握发挥“势”的作用的时空条件(如时间、速度等),如我们今天所说的把握战机。综上所述,“势”,就是在战争中正确运用兵力和战略战术而形成的主动地位。换句话说,就是依靠一定的物质力量,发挥战争指导者的主观努力争取战争中的主动权、自由权,如孙武所言:“势者,因利制权也。”
    “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孙武用极其简洁的语言,从军事哲学的角度总结了历史上军事家们的组织指挥、兵力部署和运用。“势”,不仅需要军事实力,还须依靠战略战术的正确运用。因此,“战势”,就是争夺战争中的优势和主动地位。战争是敌我双方以军力作基础,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极大地影响到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的转化。所以,奇、正成为孙武在“势”篇中着力阐述的一个重要命题。他认为,奇、正是一个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孙武所说的奇、正闪耀着朴素的辩证法的思想光辉。所谓“战势不过奇正”,就是说指导战争的方法不外乎非常规和常规、特殊和一般,特殊的战法寓于共同的一般战法中,总结和概括一般的、常规的战法可以用来指导特殊的、非常规的。这里的关键是靠战争指导者做好转化工作。“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变即转化,特殊可以转化为一般,一般也可以转化为特殊。可以说,战势是奇正的对立统一运动形态。战争双方都应遵循一般的常规的战争规律进行,而要取得胜利又必须运用特殊的非常规的创新战法。“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孙武告诉人们,“奇”是永远出不完的,他昭示后人应根据不同的战争的特点努力创新克敌制胜的独特方法,这是孙武朴素的军事辩证法的战争认识论的精华。它启示我们在战争指导上任何时候都要着眼于特点和发展,反对停止、教条的观点,不断探索,不断创新。
    孙武还提出了“任势”的概念。“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这就是说,善于指挥打仗的将帅总是力求熟悉和把握战争规律,努力探求对自己军力的合理配置和使用,灵活运用最佳的指挥艺术,充分利用“疾水漂石”、“转园石于千仞之山”的有利态势;而不苛求客观条件,如苛求部属或责怪敌人武器装备优良等,因而他就能选到适当人才。唐代名将李靖对此有深刻的理解:“夫所谓择人者,多随蕃汉所长而战也。蕃长于马,马利于速斗;汉长于驽,驽利于缓战,此自然任其势也”。根据敌我双方的不同条件,扬长避短,寻求适合自己军队的战法,力争主动,克敌制胜。中国古代军事家们总结的用兵之道,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
    二、毛泽东的“好打的敌人”与“创造战场”
    毛泽东军事辩证法认为,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同时还取决于作战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会不断发生消长变化。在一定的武器装备等物质基础上,战争指导水平的高低(即军事思想的先进或落后)起决定作用。毛泽东是军事理论创新方面的典范,取得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巨大成就。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从中国的国情和敌强我弱的客观实际出发,找出强弱转化、优劣转化的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以弱对强、化被动为主动、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作战原则,主要是:在战略上实行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时在战役战斗上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作战形式的有机结合与变换;主张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打则必胜;等等。从井冈山时期的十六字决,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十大军事原则,都是毛泽东为使我军趋利避害、力争主动及力避被动而总结的丰富的战争经验,制定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提出的军事原则,既不是从中国古代传统军事文化中的寻章摘句,也不是从资产阶级军事家或从马列经典著作中照搬的现成条文,而完全是结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理论创新的产物。中国军事科学在人类文明史上闪烁过两次灿烂的光辉,第一次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孙子兵法》兵法为代表包括《司马法》、《尉缭子》、《六韬》、《吴起》等兵书,囊括了冷兵器时代的主要作战原则,并成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的一个重要来源。第二次是在20世纪,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战争实践及其军事学说。毛泽东一生以主要精力从事革命战争活动,研究军事问题,创建了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并领导其缔造了新中国。毛泽东在军事理论上创新的成就,如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全面、最详尽、最深刻的证明和运用”(列宁语)一样,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最富生命力的部分,不仅在中国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在世界军事思想史上也独树一帜,在20世纪的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极其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虽然没有提出过“造势”这个军事概念,但他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却十分重视创造有利的作战态势,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出了“造势”的许多作战指导原则。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了粉碎大于自己数倍甚至十几倍之敌的“围剿”,毛泽东提出采取“诱敌深入”这一战略退却的作战方针来造成敌人的劣势。他认为,为了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实行歼灭战或在一定条件下给敌以歼灭性打击,“必须选择和造成有利我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比如人民群众的积极援助、有利的作战阵地、我军主力的全部集中、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使敌人疲劳沮丧、使敌人发生过失,等等,从而把强大的敌人变成“好打的敌人”。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创造战场”这个命题。例如,1945年10月22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山东华中新四军领导人的电报中说:“必须将占领地段向南北扩展,创造出利于打运动战的战场”。11月10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提出“把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当作东北当前紧急战略任务”。11月1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新四军、山东军区领导人的电报中再次强调:“必须创造广阔的战场,向南北扩展铁路线的占领区……将创造战场的任务当作战略任务。”可以说,把强敌变为“好打的敌人”和“创造战场”,是毛泽东指导战争的独特创造。
   怎样才能把强敌变为“好打的敌人”和“创造战场”,即创造有利的作战态势呢?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有深刻的理论概括,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第一,关照战争全局,造成有利的战略态势。毛泽东指出:“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全局对于局部来说是高层次的东西,代表着矛盾的主要方面,处于决定的地位。因而,创造有利的作战态势,首先要在战争的全局上下工夫。毛泽东指挥作战,最善于从全局上造势。
    以抗日战争之初八路军3个师实行战略展开为例。“七七事变”后日军增兵华北已达30万余人,华北战局日趋危急。毛泽东决定八路军3个师全部部署于以恒山山脉为中心之冀察晋绥4省交界地区。就在八路军日夜兼程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时,沿平绥路西犯之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一部向绥远进攻,主力正沿同蒲铁路南下,向雁门关进攻;日军第5师团由平绥路向晋东北进攻,企图配合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对国民党军第二战区主力实施右翼迂回;9月中旬,日华北方面军6个师团以平汉线铁路为主要突击方向南犯,以其2个师团沿津浦铁路南犯。在上述敌我情况下,八路军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日军的大迂回中,陷入被动地位。为造成战略上便于展开的机动地位,毛泽东决定变更原定部署:第120师转至以管涔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北地区;第129师于适当时机进至以吕梁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南地区;第115师即进入恒山山脉南段,并准备逐渐南移,展开于太行、太岳两山脉中。毛泽东根据敌情变化的形势,适时变更八路军的战略部署,将原定3个师集中部署于冀察晋绥4省交界地区的计划,改变为分别依托恒山、管涔山、太行山、吕梁山,向着敌占交通线和中心城市取四面包围的态势,这对八路军摆脱日军的迂回包围,扩大回旋余地,挺进敌后创造战场,以及各师的相互策应,保持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和迅速实施战略展开,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再以解放战争时期我军转入战略进攻为例,毛泽东始终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对战争全局造势的关节点上。1947年8月下旬,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率所部主力4个纵队发起鲁西南战役后,乘胜南下,跨越陇海路,千里跃进大别山,在鄂豫皖边界地区展开;第4纵队司令员陈赓、政委谢富治率2个纵队和1个军于8月下旬自晋南渡黄河,进入豫西,逐步在鄂豫陕边界地区完成战略展开;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7个纵队等组成外线兵团,于9月下旬挺进豫皖苏边界地区,完成战略展开。三路大军成“品”字形态势,驰骋于广阔的中原战场,把战线从黄河两岸推进到长江之滨,从而把主要战场推向了国民党统治区,对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至武汉的江南广大地区构成严重威胁。我军这一战争全局上的“创造战场”行动,迫使蒋介石先后从山东、陕北两个重点战场调出9个整编师22个旅增援中原战场,从而有力地策应了这两个地区的人民解放军最后挫败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
    第二,灵活用兵,创造有利的战场态势。战场的有利态势是要人的主观努力才能取得的,灵活用兵(即灵活地确定和变换战略战术)是创造有利战场态势的主要手段。毛泽东认为:“灵活地使用兵力这件事,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是转变敌我形势争取主动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如何才能做到灵活用兵呢?这里关键是掌握时机、地点和部队三个关节。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于部队的情况,都将难于造成有利的战场态势。毛泽东是善于创造有利战场态势的大师。以四渡赤水战役为例:当时,3万余人的红军遭到国民党军168个团计40余万人的前堵后截,极为被动。但毛泽东指挥红军在赤水河两岸,从1935年1月29日至5月9日,四渡赤水作战,实施高度机动,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声东击西,避实就虚,连续造势,巧妙地调动敌人,将强敌变成了“好打的敌人”,使国民党军疲于奔命,到处扑空,被动挨打;而中央红军则打走结合,稳操主动,从而跳出了国民党军的重围,赢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第三,设法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错觉和不意,是造势的重要战法。毛泽东认为:“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采取多种欺骗敌人的手段和方法,比如隐真示假、声东击西等等,常能有效地陷敌于困势,使其丧失优势和主动。例如,辽沈战役发起之前,毛泽东明确提出第四野战军“攻克吉林后应将主攻方向转至北宁平绥两线”的沈阳、锦州、山海关间地区,造成“关门打狗”之势;但对部队的教育却是打长春,给敌人造成由北向南打的假象。从而达成了“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个个歼灭”的战略目的。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对敌举行不意(即使敌无准备)的攻势,就可把优势者打败。所谓“好打的敌人”,就是指劣势之敌,不意之敌。
    三、关于信息化战争条件下的造势
    立足打赢现代高技术特别是信息化战争,是我军在21世纪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因而,认清和把握信息化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是创造好打之敌态势的前提。
    从世界军事发展的大趋势看,今天,新军事变革的浪潮正汹涌地向我们袭来。以海湾战争作为这场新军事变革的象征性起点,其重要标志是新的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由此及引起的作战方式的变化,和为了适应这种变化而在军队体制编制、规模等方面所发生的变革,已凸现在世人面前。武器装备呈现出信息化、智能化、一体化的趋势。陆军数字化部队和“天军”的建设初现端倪。信息战将成为未来最主要的战争形态之一,计算机将在战争中得到广泛运用。战争将朝着精确化、小型化的方向发展,破坏性将有所减弱;战场将变得更加透明,战役战斗的可控性显著提高;在作战方法上强调远程打击、隐形打击、软打击、战区全纵深打击和联合打击等。作战样式从陆海空协同作战发展到空地海天一体的机动战,机械化战争形态开始向信息化战争形态转变,非对称、非接触、非线式作战已经登上现代战争的历史舞台,战略空袭已成为一种独立的作战样式,等等。
    这是信息化战争的一般特点和规律,是任何指导高技术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那么,在信息化战争中如何创造好打敌之态势?这是指导信息化战争所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拥有一定数量与质量的信息化技术兵器,是高技术战争中造势的客观前提条件,舍此就无从谈起创造好打敌之态势的问题。从军事哲学、战略筹划和战役指导上说,应把握知彼知己、强弱转化、灵活指导三原则。
    第一,知彼知己,着眼于谋全局,造大势,营造有利的国际战略形势。知彼知己,是指导任何战争取得胜利的一条科学真理。有利的国际战略形势既是好打之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创造好打之势”战场态势的基础。信息化战争的出现,对战争指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地缘军事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密不可分。在信息化战争中,战争、战役和战斗的界限有时难以区分。例如,国家之间的边界纠纷、海洋权益的争议等,即使是战术行动,也具有战略意义性质,它牵涉及两国之间甚至多国或地区之间的利益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外交斗争。所以,高技术局部战争的作战指导,首先要从国际大战略的高度去运筹,在开战之前或开战之初,战争指导者就必须考虑并且有一个概略的战争结束时间和方式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千万别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否则,必将陷入被动的境地。
    国际战略形势的好与坏,对作战进程产生极大的影响。例如,1956年10月,英法联军以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发起塞得港登陆作战,但因逆反帝、反殖的世界潮流而动,遭到几乎所有国家的坚决反对,开战仅42小时就不堪压力,被迫蒙羞撤兵。1982年,英国在马岛登陆作战时,对外取哀兵姿态,通过一系列政治、外交活动,争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和中立,从而使英军的军事远征得以放手实施。
    第二,掌握强弱转化规律,扬长避短击敌。这要求战争指导者认真分析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找出各自的优势与劣势,以便扬己之长击敌之短,达到以弱胜强的目的。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较之以往任何时代的战争形态,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即盖然性),其技术水平具有机械化与信息化的双重性;战争的空间表现为犬牙交错的动态的非线式和陆、地、海、天的高度立体化;战争行动呈现出全时辰和快节奏等。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的数十年间是多种战争样式混合并存的时代,或者说是陆海空联合作战向信息战争的过渡时代,现在还不是完全的信息战争时代。战争样式和手段的多元化,使任何一个军种或兵种都不具备对付各种军事威胁的所有能力。著名未来学者托夫勒指出:“战争多样性的程度如此之高,以至没有一个国家能拥有一支全能的军队。即是美国也不可能负担得起所有样式的战争”。一般地说,武器系统越庞大、越复杂,就越脆弱、越容易出问题,其易毁性就大为增加。所以,高技术战争增大了战争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就增大了利用不确定性的手段。例如,利用欺骗、隐蔽手段制造假象,使战场充满“迷雾”,造成敌方高技术武器的误判;用普通的设备就可以控制或干扰卫星信号、地面站及其相关的网络;用“黑客”战窃取、更改、毁坏敌方计算机网络;使用高技术武器深入敌后进行特种战、破袭战;开展海上游击战,用经济战“改写”军事战争进程,用“不正当”的准战争手段实施正当的政治流血行为,等等。总之,以“奇”制“正”,以土制洋,扬长避短地使用现代各种手段对战争中不确定性的广泛利用,是研究强弱转化规律的一个新课题。
    同时,扬长避短击敌,必须实施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以改变战场态势。科索沃战争,南联盟一味奉行躲藏的消极避战方针,从未采取过一次主动的攻击行动,因而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其实,南联盟地面部队的兵力兵器较之北约一线部署的兵力兵器有较大优势,如果南联盟军在第一阶段分兵主动出击,把战争引向北约驻区,那么,战争的结局将会是另一种可能。在高技术局部战争中,消极防御无异是束手待毙。
    第三,创造新战法,灵活指导战争。信息化战争为创造新的战法、灵活指导战争,提供了更广阔的自由天地,当然也增加了其难度,这就需要战争指导者能适时克服信息化战争所带来的纷乱、黑暗和迷雾,从中找出条理、光明和确实性来,方能灵活指导战争。这里的关键就是“审时度势”,根据敌势、我势、天势、地势等,创造有利的战场态势,以实现我对于敌的主动权,争取战役的最后胜利。
    这里,我们仅以渡海登陆作战为例,试析创造“好打之敌”态势对加快战役进程的重要意义。在渡海登陆作战的指导上,应该根据不同登陆作战对象的具体情况来造势,把难打之敌变成好打的敌人。
    (一)对据守岛屿之敌,力求造成其“孤势”。岛屿的地理特点是四面环海,对交战双方而言,海洋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成为防范进攻的屏障,又可以成为阻隔岛屿与外界联系的樊笼。因此,在二战以来的所有岛屿登陆作战中,登陆一方均努力争取化弊为利,利用岛屿悬隔海上的特点,或“先封后打”,或“打封结合”,力求将其变为孤岛、死岛。凡封锁彻底的,登陆作战就比较顺利,如冲绳岛登陆作战,由于美军实施了全方位的封锁,岛上日军的粮弹日趋枯竭,其“挺身队”最后只能将刺刀绑在木棍上,进行冷兵器交战。相反,西西里岛登陆作战中,盟军始终未能彻底封锁墨西哥海峡,致使轴心国海军增援部队和大批火炮、坦克得以上岛参战,一度造成“牛抵角”的僵持局面,并最终导致10万德军主力通过海峡逃离了西西里岛。
    (二)对猬集一团之敌,力求造成其“散势”。所谓“散势”,就是通过佯动欺骗和辅助攻击等措施,使敌产生误判,将猬集之敌分散开来,把集中于主要登陆方向和地段的敌军调开,迫其分兵把口,处处设防。诺曼底登陆战役前,盟军有计划地实施战役佯攻,诱使德军将23个师部署在伪装登陆的加来方向,而在盟军真正登陆的诺曼度方向只部署了6个师,从而成功地分散了德军的力量。
    (三)对工事坚固,准备充分之敌,力求造成其“瘫势”。在这方面,二战以来的登陆作战既提供了大量成功战例,同时也留下了不少惨痛教训。1942年8月18日,英军和加拿大军队发起了迪厄普登陆战。由于过分强调突然性,未能事先破坏德军的防御体系,致使登陆部队上陆伊始即遭到德军炮火的猛烈覆盖,仅仅半天时间,联军登陆部队的人员损失就高达96%,堪称是全军覆没!
    (四)对内部矛盾较多之敌,力求造成其“乱势”。在实施军事打击的同时,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开展强大的外交战、舆论战、心理战,促使其混乱。盟军在意大利登陆战役前,利用德、意间的矛盾,秘密促成意大利新政府投降,瓦解了德、意轴心,迫使德军在抵抗盟军的同时,不得不分兵对付昔日的“友军”,从而陷入内外两线作战的困境之中。
    总之,法无定法,要根据不同的作战对象特点、不同的地理环境特点和不同的时空,来创造有利于歼敌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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