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涉及到战略、战役、战术等各个方面。本文试就孙武的心理战思想加以探讨，拓展当今心理战研究的视域。
一、战略价值与战役战术价值：《孙子兵法》心理战的意义
孙武心理战的重要意义，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威慑与劝服所达到的战略价值和“死地”心理所实现的战役战术价值。
（一）威慑与劝服的战略价值
在孙武那里，心理战的最大价值在于其战略价值，即通过对敌的心理攻势，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实现“屈人之兵”的“利可全”战略。不可否认，军人、军队的主要职责或根本任务是打仗，尤其是打胜仗，但是，与不打仗就能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相比，打仗甚至于打胜仗就处于较次要的地位了。这是因为，战争的代价太大。孙武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驯，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在战争中，车辆、武器、粮草、人马等物力、人力、财力的耗费巨大，可以说是“日费千金”，如果战争久拖，则“屈力弹货”，物价飞涨，民众贫困，国力衰弱。鉴于此，孙武主张：“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国家实现战略目标的方式有多种，孙武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好的一种，在该种方式失灵的情况下，才可求助于“破国”、“破军”、“破旅”、“破卒”、“破伍”。也就是说，在用和平的方式无法实现战略目标的情况下，才可诉诸武力解决。那么，如何在“全国”、“全旅”、“全伍”、“全军”、“全卒”等“不战”情况下，仍能实现敌屈服、我全利的战略目的呢?其重要措施就是威慑与劝服。
这样，孙武心理战的战略意义就主要有两个方面：威慑敌人使其不敢战争和劝服敌人使其不愿战争。就威慑敌人使其不敢战争从而达到“全利”的战略目的而言，基本途径之一就是要以强大的国家实力，尤其要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即孙武提出的“先为不可胜”的战略，使敌方产生与我交战必败的畏惧心理，从而避免战争，实现和平，达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的目的。就劝服敌人使其不愿战争从而实现“全利”的战略目的而言，孙武既然重视“不战而胜”，那么，必然诉诸说客（外交谈判）、舆论宣传、军事交往等非战争的手段，从情上打动敌军和敌国民众，尤其打动敌国的好战分子；从理上说服敌国军政要员，使其认识到对我作战就是理亏。可见，与威慑一样，劝服也能使敌人产生放下武器的心理，从而达到消除战事、实现“利可全”的战略目标。
威慑与劝服分别揭示了心理战的强迫性与认同性两个方面，二者的统一就产生了没有硝烟的心理战的巨大力量。通过威慑与劝服，实现“全争于天下”的战略目标，是孙武心理战的最大意义。孙武总结说：“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充分肯定了心理战的胜利对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价值。
（二）“死地”心理的战役战术价值
心理战的战略价值意义纵然重大，但并非全部由军人或军队去实现。因为国家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媒体宣传、国际交往等等，均是实现“兵不顿而利可全”战略的有效因素。但是，这些大多是由非军人实施的。与战略价值不同，孙武心理战的战役战术价值主要由军人与军队实现，在《孙子兵法》中，主要反映在“死地”心理的军事思想上。
孙武认为，作为心理战的战略价值，“威劝”主要在于通过和平的方式灭敌之威风、消敌之士气，从而达到不战而胜；与此相对应，作为心理战的战役战术价值，“死地”心理主要在于激发军人的士气，振奋战斗精神，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主体能动性基础。
在孙武那里，死地的含义是：“无所往者，死地也。”无处可走的环境与情况就是死地。可能因地理位置上的无处可走而叫死地，也可能因情势上敌人的绝对优势而叫死地，总之，军队一旦进人死地，失败、灭亡的可能性就很大。“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孙武强调，在死地中，军人军队必须速战速决，并迅速离开。死地尽管是危险之地，但是可以被军事主体充分利用，以激发将士的士气，振奋将士的勇武精神，取得危险情势下的胜利。孙武在多年战斗实践中总结出，死地之所以能激发军人的战斗心理，主要在于“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围则御，不得已则斗，过则从。”“不得已则斗”的死地之性质，促生了军人产生拼死斗敌的强烈心理和严守军队纪律的谨慎心理。因为与死地相比，在其他环境条件下作战，英勇作战打败敌人，可以取得胜利而生存；而不英勇作战，同样也有逃生的机会。但是，在死地中，军人的生存与生命只能通过战斗的方式取得，别无他法，否则必死无疑。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勇战，“狭路相逢勇者胜”，这时，勇战还可能取得胜利而生存；即使战死，也有一个为国捐躯的声誉与褒奖，比不战而死更有价值。所以，孙武辩证地认识到了死地的价值，并在战役战术中充分加以改造和利用。孙武的“焚舟破釜”就是人为的能动的死地，将帅通过“破釜沉舟、决一死战”的死地情境的创造，使将士“甚陷则不惧”，从而为战役战斗的胜利奠定必备的主观基础。
由于死地可产生强烈的战斗心理，所以，打击敌人时要掌握应变的策略，不轻易将敌逼进死地，否则，敌人的好斗心理就会上涨，可能造成对正义军队的重大伤亡。孙武说：“归师勿遏，围师必阅，穷寇勿追。”这是根据敌人在死地可能产生的好斗心理而作出的灵活的战术调整。总之，“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因死地情境能激发将士战斗精神和无畏的心理，故在战役战术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
二、聚我军心与夺敌士气：《孙子兵法》心理战的内容结构
作为一个过程，《孙子兵法》的心理战有聚我军心与夺敌士气的二元结构，具体表现为提升我军的凝聚力、战斗精神与消解敌人的团队精神、作战士气两个方面。所以，心理战就是对内聚我军心与对外散敌军心的二元结构的有机统一。
（一）聚我军心与忠心、同心、奇心、细心
在《孙子兵法》中，聚我军心的要素有多个，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忠心、同心、奇心、细心。忠心与“同意”在孙武那里，忠心即“同意”，是民众对国君的认肯与忠诚。按照主体不同，忠心可分为将的忠心和民的忠心两类。关于将帅的忠心，孙武认为，将帅对国君的忠心越强烈，越想精忠报国，那么，他们打击敌人的动机也就越强烈，胜敌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将帅的忠心为国家的强盛、民族的振兴提供了坚强的安全保障。孙武说：“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将帅对国君的忠心，就表现对国君的“辅周”；反之，将帅对国君的离心，就表现为对国君的“辅隙”。可见，忠心是提升将帅战斗精神、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关于民众（包括士卒）的忠心，孙武强调，民众对国君的忠心“同意”，是他们英勇作战、与国君同甘共苦的重要原因。孙武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这里的“同意”即士卒、将帅、民众与国君的想法一致，也就是民众对国君的耿耿忠心。在孙武看来，民众对国君的忠诚之心越强烈，在战争中为国君出生入死、不怕危险的决心也就越大。尽管国君是封建统治的象征，在今天看来有消极意义，但是，封建社会的国君又是国家的象征，为君主尽忠，也就是为国家为民族尽忠，该思想又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总之，忠心、“同意”是聚我军心的基本内容之一。
同心与“同欲”。孙武说：“故知胜有五：……上下同欲者胜。”孙武预知战争胜利有五种基本方法，上下同欲则是其中的一种。不可否认，全军上下一心，同仇敌忾，这支军队就可能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相反，官兵将士之间离心离德，很难取得理想的战果。孙武总结了必败的六种情况：“走”、“驰”、“陷”、“崩”、“乱”、“北”。其中，“崩”是一种与同心“同欲”相反的、必败的心理情境。将士之间意见不统一，将帅对士卒及下级认识不足，这就是“崩”。在“崩”的情况下，军队必然打败仗。孙武说：“大吏怒而不服，遇敌惑而自战，将不知其能，曰崩。”部将怨恨、愤怒，不服从上级的指挥，遇到敌人时愤然擅自出战，将帅甚至不知道下级的才能，士卒与将帅的意见相背，这就是“崩”。“崩”必败。孙武在肯定“同欲则胜”、“崩必败”时说：“齐勇若一，政之道也。”官兵步调一致，如同一人，是用兵打仗的基本道理，更是胜敌必备的心理条件。
奇心与“诡道”。在孙武那里，奇心并非好奇之心，而是将士出奇兵的心理准备，也即“非常心”的“诡道”。奇心的价值合理性是由用兵的本质决定的。孙武说：“兵者，诡道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用兵就要用谋略，也就是要用诡道。诡道就必须先了解敌人的心理活动，然后，行动出于敌人的意料之外，出其不意，让敌人措手不及，从而战胜敌人。所以，奇心“诡道”就是主动地用我军之“非常心”对付敌军之“常心”的心理战。当然，若敌军的“常心”没有形成有利于我军的情形，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促使其形成，最终令我军的奇心有用武之地。孙武说：“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通过假象迷惑敌人，通过小利引诱敌人，敦促敌人的“常心”得以形成，然后，用重兵伺机攻击它，敌必败无疑。所以，奇心“诡道”也是孙武的心理战的重要内容。
细心与“知彼知己”。战争中的战机是稍纵即逝的，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还必须充分利用每一次机会，抓住战机，这就需要将士的细心。孙武说：“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将帅必须了解自己的情况，也必须通晓敌人的情况，有了如此的细心，然后，制定切实可行的战策方案，取得战争的胜利。孙武说：“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将帅不仅要灵活利用各种地形和战法，而且要掌握部队将士情绪的细微变化，也就是说，要知晓兵情军风、士气面貌等等，然后，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取得战争的胜利，这就是将帅的细心。细心也是孙武心理战的重要因素。
（二）夺敌士气（“夺心”“夺气”）与利心、疑心、骄心
聚我军心，鼓舞我军的战斗精神仅是《孙子兵法》心理战结构的一个方面；颠授敌军之军心，夺敌人之士气，使其放下武器，实现不战而胜，是孙武心理战结构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孙武心理战的内在逻辑是：我军必须具有忠心、同心、奇心、细心等心理准备，当敌人不具备这些心理时，就可一举破之；若敌人也具有与我一样的战斗心理，那么，我军就必须“夺心”“夺气”，然后一举胜之。
利心。利心即促生敌人的趋小利之心。心理战夺敌士气的内容之一就是使敌人见小利而忘大利与大义。孙武说：“趋诸侯者以利。”“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认为人人皆有趋利之心，诸侯将帅及士卒概不例外，关键在于，要以我军大利之忠心，激生敌军小利之利心，然后出其不意，迫使敌人放下武器，从而实现我军的战争目的。当然，敌军也可能以利诱我，孙武特别强调“饵兵勿食。”“支形者，敌虽利我，我无出也”。警惕我军将士要始终保持住忠心、大利之心和国家民族之心，纵观全局，防止因小失大。
疑心。孙武说：“亲而离之。”主张如果敌人内部和睦，团结统一，就要想方设法离间他们，使敌人内部尤其敌将帅之间产生疑心，这样，就可以分解并消耗敌人的力量，为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军，从而为取得战争胜利奠定基础。孙武疑心的心理战思想，对后来的军事家影响很大。在《吴子兵法·治兵》中，吴起说：“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认为军事生活中，犹豫、疑心的危害相当大。既然如此，心理战中夺敌士气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离间敌人，使敌军产生疑心，从而削弱敌人力量，以达到有利于我的敌军心理情境。
骄心。夺敌之气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骄敌之心。战争是实力、计谋的较量，任何纸上谈兵、狂妄自大、好高骛远的军队和将帅，都不可能取得对敌战争的胜利。为此，孙武就主张，激起敌军的骄心，然后利用我军的奇心，击败敌军。敌将帅的骄心即敌将帅的骄傲自大，源自敌人对其自身实力的夸大，对我军实力的低估和轻心。孙武说：“卑而骄之”。就是要促使其产生骄心。“骄兵必败”是古今中外兵家总结出的一条基本的心理战规律，在孙武那里早已得到充分重视。
“夺心”、“夺气”。即夺敌军之气、将帅之心。孙武说：“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这段话表明，对敌的心理战首要的是挫伤敌军的战斗士气，动摇敌将的战斗决心，在敌军上下疲惫不堪、锐气受挫时，一举败之。那么，如何夺敌军之气、动敌将之心呢?孙武认为，首先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使敌久战。久战作为挫伤敌军士气的重要途径，心理战就要使敌人久战、我军速战。孙武说：“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所以，旷日持久的用兵作战，对军人的士气、将帅的决心之杀伤力是很大的，这对我军也有警示作用。其次，用琐碎小事挫伤敌军士气，即以小事“夺气”、“夺心”。孙武说：“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强调用最厌恶的事情去扰乱敌军的行动机制，用琐碎小事使敌将烦劳困顿，从而夺敌军之气、动敌将之心。
三、倡导与警戒：《孙子兵法》关于心理战要素的培育
孙武不仅揭示了心理战的战争意义，并在自己的时代下确立了心理战的内容结构，而且对心理战的培育也提出了积极的见解。
（一）“爱、赏、教”的倡导
孙武认为，首先应该从倡导的方面引导、教育士卒，使其具备心理战的素质，其中重要的方法是爱、赏、教。
精神上的爱。孙武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孙武认为对士卒的爱，将其看作婴儿和爱子，这是培育他们战斗精神的基本方法。爱士卒，就能感化士卒，使其能从将帅那里体会到温情，从而取得价值认同——忠心与“同欲”。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将帅爱士卒，其目的并非让他们去死，而是激发他们的战斗精神，鼓舞军队士气，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的；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即使打仗，也要以较少的代价换取较大的胜利。较小代价下士卒的伤亡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必要的恶”。总之，爱士卒是培养军人战斗精神、推进心理战的重要方法。
物质上的赏。培育将士的心理战素质，平时是爱与教，战时是赏。通过赏，激励军人的英勇士气，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就指此。孙武说：“掠乡分众，廓地分利。”孙武强调，在战争中，尤其在胜利的情况下，要让普遍士兵、尤其有功者享受战争的果实。这样，才能促使将士勇敢杀敌，再战再胜。如果说爱士卒是精神上对心理战要素培育的话，那么，赏就是从物质上对心理战要素的促生。这样，既有物质上的奖励，又有精神上的安抚，二者双管齐下以激发军人的战斗心理。
政治上的教。教育也是培育心理战要素的重要途径。不同于爱的精神性和赏的物质性，教从政治上加强了对将士战斗精神的培育。孙武说：“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孙武认为，要用战争道义教育士卒，用军纪军规统一步调。平常认真教育士卒，严格执行命令，士卒就会服从管理；平常不教育士卒，不认真执行命令，士卒就不能服从指挥。因此，教育士卒严明军规军纪，这样的军队就一定能养成勇武多智的战斗心理，一定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心理战要素中的忠心、同心、奇心、细心、夺气等，均离不开平时对将士的教育训练。
（二）“三患”“五危”的替戒
在心理战要素的培育上，孙武不仅提出了倡，而且提出了戒，重视心理战培育上的倡戒结合。在警戒方面，孙武强调君戒与将戒两种。
君戒“三患”。孙武认为，国君只能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对军队实施宏观控制，军队的微观管理、战争的具体指挥，必须由懂晓军队的将帅承担，不熟悉具体军事业务的君主不能领兵打仗，否则，将严重影响士卒的心理及其战斗精神。进一步说，如果君主不懂得军队事务而又干涉军队的事务，随意命令战斗中的部队前进或后退，干涉军队的具体指挥，必然束缚军队，迷惑将士，使他们产生疑虑与不安，军队的战斗精神就会大打折扣，更不要说战斗力了。孙武说：“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康兵。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相反，“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在这段话中，孙武就重点论述了君主不懂部队而强行干涉具体军事事务所导致的心理战积极因素的消解。将士疑虑和困惑是心理战的大敌，战斗精神必须消除二者的消极影响，才能使广大将士对君主、国家、民族有忠心，部队上下有同心，在作战时有奇心，从而实现夺敌之气，取得战争的胜利。
将戒“五危”。在培育心理战要素的警戒中，除了君戒外还有将戒，即将帅必须避免一些心理动机，否则也将有害于军队战斗精神的培育。孙武总结认为，将帅应当避免五种消极的心理，才能激发自己的战斗精神，培育全体士卒的心理战的积极因素。孙武说：“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孙武认为，将帅必须避免的五种心理是：一味死拼的心理、怯弱贪生的心理、急躁易怒的心理、廉洁自爱的心理、溺爱民众的心理。这五种心理很可能使将帅自取灭亡，更不要说指挥部队取得战争胜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