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是兵家传世至今的第一部兵经，它的深刻的军事思想，不仅示人以致胜之道，而且蕴含深刻的哲理。军事家们视《孙子兵法》为“兵家必备”、“兵家必读”，哲学家们认为《孙子兵法》是一部杰出的军事哲学名著。本文试从《孙子兵法》的价值论、认识论与方法论方面，探讨其军事哲学思想。
一、“杂于利害”的价值论
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上，哲学上的价值论，就是以人为尺度，研究客观世界趋向于人、为人的需要及其发展服务的问题。在当今世界价值哲学地位日高时，中国哲学重伦理、重人的价值之特点，备受哲学家关注。《孙子兵法》的哲学思想，包含丰富的价值论观点，它是研究价值哲学不可忽视的思想材料。
《孙子兵法》认为战争最具有利害关系，最富有价值意义，它开宗明义：“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还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从价值论角度看，以上两段名言的主要含义是：
首先，孙武抓住了人的尺度，来评价战争的意义。
在中国思想史上，贯穿其中的两种不同价值标准，是以天为尺度还是以人为尺度来评价事物。据郭沫若考证，殷代就已经有以“天”作标准的观念。“天”是上帝，由“天”来决定、主宰人事，其中包括战争。周人灭殷后，人们开始怀疑天、咒骂天。春秋初年，随国的大夫季梁提出：“夫民，神之主也”（《左传·桓公六年》）。以后出现了重民、保民的思想，人的尺度作为评价事物的标准被明确地提出来了。孙武考察战争，评价利害，就承袭了以人为尺度的思想。
其次，孙武在理解战争对人的意义时，提出了“慎战”思想。战争涉及生死存亡，人们对之“不可不察”。孙武要求明君和良将对战争应“虑之”、“修之”、“慎之”、“警之”。
战争在利害关系上对人类有着至大至极的意义。孙武抓住利与害这对范畴，评价战事之价值。在十三篇中，仅“利”这个字，就有52处，尚有善、安、助、胜和害、危、患、败等涉及价值评价的概念。《孙子兵法》全面地展现了战争中以利害分析为主的价值哲学，尤其是《军争篇》、《作战篇》、《九变篇》等，更集中地论述了战争中的利害问题。
在以利害表述战争中的价值问题时，孙武要求的利与义是一致的。关于战争中争利与争义的统一，《管子·幼官》篇认为，“立义”必须做到“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这样，就把战争中的义，与为人民兴利除害联系在一起，这个思想是可取的。孙武发挥了人民之利与义统一的思想，认为代表人民的利益，就能得“道”，使人民与君主同心同德，“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孙武把‘道”列为战争条件之首位。“道”代表的利是全体人民的利。这样，利与义就有机地统一起来并应用到了战争谋略之中。
孙武论利害，其最精彩、最重要的论述，集中在利与害的关系上，即在“杂于利害”的思想上。其中精辟之处，则以下面两段为最。
“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可以看到，“杂于利害”表明了利与害之间相互依赖、互为条件的联系。“杂”，就是兼或共，这里是说某件事情对人利害同俱，福患并存。战争中要获得一定的利益，必须同时消除一定的祸患；消除祸患，也就给人带来了福利。当分析战争给经济带来“日费千金”的代价时，孙武进一步揭示这种联系说，“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杂于利害”，也揭示了利害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关系。在战争中，往往要“以患为利”。如交战中走迂曲的道路是患，走近直的道路是利，然而，实战条件下却往往走了“以迂为直”的间接路线。英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就高度评价了孙武“以迁为直”的思想，哈特研究了古往今来许许多多战役，揭示了战略上最漫长的迂回道路，常常又是达到目的最短、最便利的路线，得出了“间接路线比直接路线优越得多”的结论。害与利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在东西方论述战争的著作里，尽管用不同的表达形式，却都是军事家们极为重视的一个问题。
“杂于利害”贯穿了趋利避害的价值论原则。在战争中，利害交织、纷纭复杂，利害的轻重大小及其形成方式，确立了某战局利害关系的转化。往往有的情况是：作战一方为追求全局利益，必须放弃某些唾手可得的局部小利，以便诱敌致胜，这是两利相权求其重；或者为避免某些根本性的灾难和危害，必须主动接受局部的灾害，这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孙子兵法》描述了“军争”中利与害的多维关系，诸如敌我双方既有“举军”而争，也有“委军”而争，“军争”之目的，有争利、趋利、为利、为危等。它概括分析了战争中趋利避害的复杂因素及其在价值取向时的意义。
战争是参战主体趋利避害的活动，它依据人的需要进行价值评价。这种评价，与对客观事物认识的真理性评价不同，其突出的表现在：孙武认为战争是“诡道”。战争中，对敌人应“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对自己的士兵，也应“犯之以利，勿告以害”，做到，“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
崇行“诡道”，兵不厌诈，是战争区别于其他活动的重要特征。其所以如此，是由于战争事关生死存亡，人经不起其中的直接性试验，只有要求活动者从人的尺度出发，重视价值判断，不厌诈伪，慎重开战。张预为孙武这一观点作注时说，“当变诈而尚仁义，则兵必败”。在中国战争史上，宋襄公在弘水之战中崇尚仁义，要求“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以致丧失击败楚军的有利时机，使宋军一败涂地。这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正是忽视了战争行“诡道”、不厌诈的特殊要求。
孙武“杂于利害”的价值论思想，依据了人的尺度、重视了人的需要，它在战争复杂的利害之网中，引导人去趋利、争利，去除恶、避害。这在军事思想领域，运用并阐发了价值哲学的基本原则。
二、强调“知战”的认识论
人们在战争中追求其依价值判断所设之目的，必须认识战争的客观条件及战争的发展规律，这就是“知战”问题。孙武抓住了“知”这个中心，形成了他颇具特色的认识论。
追求真知，是孙武认识的出发点。孙武的“知”，首先是知战争的客观条件。在《计篇》中，孙武把这些条件概括为“五事：道、天、地、将、法”；“七计”：主有道、将有能、天地得、法令行、兵众强、士卒练。这是中国战策史上对战争客观条件最全面的论述。
知得真，在于肯定知的对象的客观性。《孙子兵法》所称“五事”中的天，既不是有人格意义的神，也不是有主宰意义的帝，而是战场上的“阴阳、寒暑、时制”。“七计”中的主、将、卒，作为人，一般指战场上被认识的客体。孙武把战争认识的对象看作客观的，认为认识战争“不可取于鬼神”，在《孙子兵法》中，祈祷神灵、龟笼占卜，这些古代流行的做法，消失得无影无踪。孙武的“知”，表现了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排除了唯心主义的有神论。
对战争的客观条件的认识，是人追求其利益的前提。在《孙子兵法》中，人的尺度与客观世界的尺度，这两个出发点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否定另一个，也不是二者并立、截然分开，而是水乳交融、相得益彰、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一方面，战争的客观条件，属于“人化的自然界”；另一方面，在战争中，人们依不同利益展开的激烈活动，正是凭借着客观对象这一基础。
倡导重知，是孙武认识论的中心点。十三篇中，从《计篇》开始，论计算敌我条件决胜负，到《用间篇》结尾，论如何知敌。《孙子兵法》全文中，知与不知这对范畴，俯拾皆是，再加上言、闻、观、见、窥、睹、视、察、虑、索、谋、识等，通篇都体现了知的问题。请看下面两段精辟的论述：“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故日：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地知天，胜乃可全。”
孙武重知，明确地把知与胜联系在一起。只有知己、知彼、知天、知地，才能致全胜。胜不能离开知的条件，知与胜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就是说，知则胜，不知则不胜。
孙武所重视的“知”，虽然没有明确地作为与“行”相应的范畴使用，但是，他的“知”，具有强烈的实践性，是与“行”紧密相连的。孙武的“知”，来源于春秋前进行战争的“行”，尤其是齐国进行战争经验的总结；孙武的“知”，也是吴国“西破强楚，入黝，北威齐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之“行”的理论指导。孙武的“兵因敌而制胜”、“因利而制权”以及“践墨随敌，以决战争”，揭示出只有做到随敌、因敌、因利，才能践墨（制定作战计划）、制胜、制利。这些都是依据战争实践中的敌情和利害关系，依据“行”来确立“知”。当代著名战略家毛泽东对此评价说：“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毛泽东深知孙武用兵之道，深得孙武用兵之术，认为孙武的“知”贯穿了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点出了其中知与行的联系。
要求“先知”，是孙武认识论的重要特点。王哲对《作战篇》名作注讲到，“计以知胜，然后兴战”。战争中，既要先知己，也要先知敌，而后者尤其困难，它需要用间，还需要庙堂算计。“先知”致“先胜”，“先知”是胜负的决定性条件。因此，孙武说：“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知行先后关系，一直是哲学家思想家注意探讨的问题。北宋二程明确提出了知先行后论，认为“人力行，先须要知”。二程的“知先”，强调不行而知，离开行来谈论知，是仅限于主观领城的知。而孙武的“先知”，虽然局限在军事领域，不是在一般认识论意义上表述的，但孙武具体地依据了战争的客观条件，强调了在战争活动中，人们必须认真分析客观现象已展现的某些本质的端倪。在《行军篇》里，孙武列举了31种预知敌情的方法，例如：“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袭也。”这里，从众树动、众草多障、鸟起、兽骇，预知到敌情之来、疑、伏、袭的变化。显然，孙武的“先知”与二程的“知先”是截然不同的。孙武是从客观现象出发去求知本质、进行认识的“先知”，坚持的是唯物主义认识路线。
力求深知，是孙武认识论的着眼点。深知，是对战争进行精确的分析，是“庙算”、“多算”，也就是将帅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故孙武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这里，“庙算”、“多算”，是精确的分析，其中少算优于无算，多算又优于少算。“算”已具有重视量化的认识要求。孙武这些“算”，也有五事，就是度、量、数、称、胜，其间关系是：“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内中有着从低到高由浅入深的逐步发展最终决定胜负的展现过程。注释家何氏称誉这是“未战先计必胜之法”。孙武通过“算”，来达到对战争的深知，由此着眼，去争取战争的胜利。
在“知”的问题上，一般说来，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显著特点，是具有整体综合而缺少部分分析，具有模糊性而缺少精确计算。但是，在战争这个对人生死彼关的领域中，孙武的“知”具有较高的精确性要求，蕴含了今天科学分析的萌芽。与西方机械论脱离整体的形而上学方法相比，在机械论那高度的精确性、严格的分析要求面前，孙武的“知”当然是逊色的。可另一方面，孙武的深知，其精确性与分析要求，有着与现代思维方式相似的突出优点。孙武把精确性与分析融合在整体之中。其“多算”，是认识战争客观条件与认识人的利害关系的统一，是认识论与价值论的统一。其“深知”，则充分地体现了中国人重整体的有机论传统。
三、“全争”致胜的方法论
孙武的整体有机论方法，是崇尚“全”。弄清“全争”之义，是理解孙武方法论的要旨，也是理解《孙子兵法》全书的要旨。这里的全指的是全争、全国、全军、全旅、全卒、全伍和利全，其目的都是全胜。从词义上看，“全”可通俗地理解为保全，但是，从孙武的整体化要求、从中国传统有机论方法看，强调“全”的统括之意——“整个”，更能把问题的探索引向深入。曹操对《谋攻篇》涉及“国”、“军”、“旅”、“卒”、“伍”五全作注时，认为“全国”就是举国。紧接着的“兵不顿而利可全”，曹操注说，“不与敌战，而必完全得之。”曹操对“全”仅有的两处注释，都是从整体化角度看问题，取“全”的“整个”之意。这也是曹氏注释深得孙武本意之处。
孙武“全争”以致胜的思想，要求在战争中，采用一切有意义的方式或手段去争得胜利，其中有“伐谋”、“伐交”、“伐兵”、“攻城”等。这一思想，对当今世界各国间展开的各类斗争，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防务问题高级专家约翰·柯林斯，沿用了孙武的方法，提出了很有影响的大战略思想。柯林斯说：“为了实现国家目标，除持续的武装冲突外，一切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社会的、心理的、准军事的及军事的措施都被协调一致地使用起来。策略和诈骗手段代替了暴力。压力是多种多样的，除真枪实弹的战争外，从暂时缓和时期的彬彬有礼的外交手段到肆无忌惮的大吵大闹，样样俱全。”柯林斯的这些话，可以看作是孙武“全争”思想在新时代的新表述。
孙武“全争”方法论的基本特征，就是两端分析。孙武通过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对立范畴来把握“全”，把握有机整体。如，“利害”、“迁直”、“患利”、“攻守”、“围网”、“奇正”、“治乱”、“怯勇”、“强弱”，以及“可为、不可为”等等，这些对立的范畴概括了主客观之间的种种矛盾关系。在《势篇》中，孙武对战场上的两端关系作了精彩的描述：“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这里展现了两端间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生动图景。细读《孙子兵法》各篇，处处都可找到这种精辟论述。
关于两端分析，一般说来，在东西方哲学中，有着较大的差别。东方哲学中，中国的两端分析，是指有机整体中的两端之间，两端与其他部分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法划分出泾渭分明的界线，一端往往融通着另一端。在西方，以机械论为代表，则用明确的界说把两端分开，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它可以对局部分析得十分精确，但是，它往往又脱离整体，不能把握全局。对比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可以清楚地看到，孙武的两端分析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特点，它存在于战争的“全争”要求中，体现在整体有机结构里。
关于有机整体中两端间的辩证关系，孙武的论述是局限在军事领域的，略早于孙武的老子，则是从更广阔、更一般的世界观角度阐述问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老子关于两端之间的转化，未能说明其条件，老子思想也缺少精确性；孙武对两端的描述，不仅更为确切，而且揭示了其间转化的条件性。例如，可为与不可为的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可为转化为可为，是有条件的。孙武在不同篇目中有以下两段论述：“胜可知，而不可为。”“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
在这里，胜既是“不可为”，又是“可为”的，似乎前后矛盾，但分析原文内容可见：《形篇》中认为胜“不可为”，是论述一般的敌我攻守关系，说敌方如有准备，就不可能必然取胜，它说的是不具备致胜条件的情况下，胜“不可为”；《虚实篇》则具体分析了越国与吴国的作战形势，估计到越国人必不能“知战之地”，必不能“知战之日”，在此条件下，即使越国兵多，吴国仍可战胜越国。显然，“不可为”以及“可为”都是要讲条件的。只有在具体分析中，把握住战场时机，创造出一定的条件，“不可为”的一方才能向“可为”转化。重视并充分说明两端间转化的条件，是在方法论方面孙武高于老子最重要之处。
孙武对“刚柔”这两端间的关系作了深刻的分析，提出了“柔胜”的思想，这是孙武“全争”思想中的核心。孙武主张用兵应“刚柔皆得”，但是，他最重视的，还是“柔”。孙武主张用兵应如恒山一种叫“率然”的蛇那样富有“柔”性、灵活自如，“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孙武还推崇水的柔性，以水喻兵形，说：“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孙武重柔，要求用兵应该像蛇、水一般灵活。这一思想，与老子“守柔”的思想相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者莫之能胜。”（《老子》第78章）因为水能流动、灵活、善变化，所以水能载起大船、击穿巨石。老子由此总结说，“坚强处下，柔弱处上。”朱熹一针见血地指出，老子主张；“柔伏”，是“杀人也不恤”，要做到这点是极难的。然而，孙武重柔，其工夫更深之处，在于更明确地把问题的理解放入战争有机整体中，具体地分析了军事领域“柔伏”的条件，提出了“全争”的要求，通过“以全争于天下”，达到“全胜”，其最佳目标是“屈人之兵，而非战也”。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孙武重柔、要求灵活自如地用兵最突出、最深刻之处。当代军事科学研究中，美国、日本等国，对孙武“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非常重视。美国一著名研究中心，提出依据孙武“不战而屈人之兵”原则，来建立其核战略，以确保摧毁和确保生存。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认为，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中，“苏联人谋求不战而胜”，而美国“也必须寻求不战而胜。”显然，孙武“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柔胜思想，在现代战略理论中，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孙武“全争”致胜的方法，是围绕着“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柔胜思想展开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孙武方法论的核心。其次，“不战而屈人之兵”也是“知战”的重要目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必然要崇尚谋攻，它包含了强调“知战”、强调“先知”与“先胜”的认识论思想。最后，“不战而屈人之兵”也是战争中价值思想的集中表现。它通过利害关系衡量，比较了一定条件下的各种用兵方式，分出等次，从而作出最有利的选择，通过伐谋，力争“兵不钝而利可全”。孙武“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体现了他的价值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