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是兵家圣典。孙武以其博大精深的兵法十三篇为后人所推崇，奠定了其在我国军事史上的崇高地位，故“兵家之圣”的美称绝非过誉之词。这部春秋时期的传世杰作，不仅仅是一部军事著作，它高度浓缩和体现了炎黄子孙的智慧、思想、文化，是几千年华夏文化的深厚积淀，是中华民族智慧之大成，蕴含着深奥的军队管理之道。本文仅就《孙子兵法》在军队管理上的应用，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上下同欲是搞好军队管理的根本保证

   《孙子·谋攻篇》中讲道：知胜有五，其中之一是“上下同欲者胜”。即是说，官兵同心，上下齐心协力，就可以夺取战争的胜利。这是孙武提出的分析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最根本的条件。那么，怎样才会使上下同欲呢？孙武在《计篇》中指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就是说，有道的君王，可以使民众与他的意愿相一致，这样，民众在战争中，就可以为国君出生入死而不怕危险。在这里，孙武提出的“道”是使上下同欲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因素。孙武所讲的“道”是何意呢？道，本义是道路，引申为道理、规律、本源。这里指的是政治，也就是军事组织的政治基础。人们常说“有道明君，无道昏君”，就是对其真理性和凝聚力的有无和大小的评估。孙武认为，作为一个军事组织，它的建立、发展和运作，都要有“道”，即有明确的价值系统来导航，以便在实现组织的目标时，有统一的信念和价值观的认同，保证组织成员的意志统一，形成强大的战斗力。

    “合军聚众，务在激气”。精神支柱是部队战斗力产生的重要源泉。一支有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精神支柱的军队，就能为共同的目标同仇敌忾、所向披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军思想政治工作应注意从以下方面强化官兵的精神支柱：一是战争的正义性和合法性教育。信息化战争虽然改变了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但没有改变决定战争胜负的一般规律。要教育官兵充分认清未来作战的正义性，为正义而战，得道多助，必将取得胜利。二是军人责任感和使命感教育。保卫祖国领土完整和不受侵犯是军人职责所系，义不容辞。要教育官兵牢记我军的性质、宗旨，认识到肩负的使命和责任，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加紧军事斗争准备，在国家和人民利益需要的紧要关头，敢于挺身而出，接受血与火的考验。三是爱国主义情感教育。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延续下来的人们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深厚感情，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古往今来各国军队鼓舞士气的一种有效手段。要在部队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用“爱国心”、“民族魂”凝聚军心，使官兵自觉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随时为保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奉献牺牲。

    发挥我军政治工作的独特优势，还要大力营造和优化人文环境，使官兵产生强烈的责任感、荣誉感。首先，要发挥各级领导和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尉缭子》中说：“故战者必本乎率身以励众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就是说，将帅指挥作战，必须用自己的表率行动来激励部队，这样才能像大脑指挥四肢一样灵活自如。在未来作战中，各级领导和党员干部的心理状态和行为直接影响着官兵，他们自身的模范行动，就是最好的榜样，能够有效地激发士气。因此，各级领导和党员干部应以自身的模范行动激励广大官兵的士气。再就是，要发扬部队的优良传统。部队的优良传统，如“英勇顽强”、“一往无前”、“不怕牺牲”、“严守纪律”等是部队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是军人精神力量赖以延续和发展的重要源泉。传统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官兵成长进步，使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要采取多种手段和渠道，把部队优良传统的精髓以具体、形象、生动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来，使官兵在耳濡目染和潜移默化中受到鼓舞和激励。另外，社会民众对战争和军队的态度，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军队的士气。社会民众对军队和军人的评价越公正，态度越积极，军人在自我意识中对个人评价就会越高，士气就越高涨；反之，士气就会受到极大的削弱。因此，在强化全民国防意识、提高社会民众对军人和军队认同度的基础上，应正确处理好军队与政府、军队与民众的关系，切实搞好军政军民团结，通过这些工作来激发官兵士气，提高部队战斗力。

    二、视卒如婴是搞好军队管理的重要基础

    《孙子兵法·地形篇》中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谿；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意思是，对待士兵像对待婴儿一样，士卒就可以跟你共赴患难；对待士卒像对待爱子一样，士卒就可以跟你同生共死。官兵关系历来被古今中外杰出的兵学家和军事家所重视。将帅必须和士兵同吃、同住、同穿、同行，同甘苦、共患难，同安危、共生死，绝不搞特殊化，危难之处自己以身先人，这是获得士兵爱戴拥护的重要条件。将帅如能真正做到这些，士兵们在临阵时就能舍生忘死，“其兵为天下雄”。魏国著名的吴起，为魏文侯将，他与士卒中最下等人“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自背包背粮，与士卒分劳苦。士卒中有一个得了毒疮的人，他亲自为士卒料理，并用嘴将毒疮的脓血吸吮掉。那士卒的母亲听了后，痛哭起来，人家问她：“你儿子不过是一个士卒，而吴起将军那么高的地位，爱护你儿子，亲自为你儿子吸吮疮脓，你为什么还要哭呢？”士卒之母说：“不是这回事。过去吴将军曾为他父亲吸吮过疮脓，结果他父亲在战斗中奋不顾身往前冲，决不后退一步，于是被敌人杀死了。吴将军现在又为我儿子吸吮脓血，我儿子也肯定会拚死去战斗，不知道会死在哪里了。我能不为此而痛哭吗?”吴起善用兵，又廉洁平和，很得士兵拥戴，在军队中很有威信，保持了军队高昂的士气，打了很多胜仗。

    红军时期，长征路上过雪山时，一天早晨，在一棵大树下，一个身穿单衣的红军战士被冻死了。许多战士围着哭，几个情绪激昂的战士愤怒地喊起来：“找军需处长去，应该发给战士的衣服哪里去了？这个军需处长失职！”正当大家要去找军需处长的时候，一个趴在冻死战士身上痛哭的小战士把大家拦住了：“同志们，别去了，他就是军需处长！我是他的警卫员，他把自己的衣服也发下去了。”这个真实的故事，告诉了我们为什么红军历经磨难、英勇奋战而不溃散的真正原因。

    高明的将帅，无不体恤下属，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从而使士兵把作战积极性发挥出来。解放战争时期，王震指挥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转战在西北战场。一天晚上，王震和司令部作战科的同志们同住在马家公馆的会客室。当王震巡视完部队的宿营情况后，回到会客室一看，发现作战科的同志们都睡到地板上，而房内仅有的一张床板上却铺着他自己的行李。王震怕吵着大家，就蹑手蹑脚地来到床边，自己动手把行李搬下床，也铺在地板上。谁知许多人都还没睡着，一见王震要睡在地上，都赶紧起来劝阻。      “司令员，您还是睡在床上吧。地上这么凉，您劳累了一天了，也该好好休息休息。”王震向四周看了看，对一个姓陈的参谋下了命令：“我‘王胡子’命令，让作战科陈参谋睡床。这是军令，不得违抗！”王震下的这道命令，虽然不是严肃的军令，但是却又高于普通军令。它体现了一位在战场征战的大将爱兵如子的风度，也让我们晓悟了王震将军用兵如神、决胜千里的重要原因。我军历来提倡实行官兵“五同”：即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同训练。“五同”缩短了干部与战士之间的距离，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在现代战争中，将帅和士兵如能同甘共苦、团结一致，作战就无往不胜。

    三、赏罚孰明是搞好军队管理的基本手段

    《孙子兵法·行军篇》中说：“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所谓“文”，就是“仁”，即反复对被管理者进行政治道义教育，包括怀柔和重赏，使之亲附；所谓“武”，就是“法”，即用法纪手段约束被管理者，包括强迫和严刑，使之畏服。管理者采用文武兼施、刑赏并重的原则治理军队，就能使“上下同欲”。但是，使用“武”的手段要有前提，即在士兵没有亲附的情况下，如执行惩罚，他们不会服从，不服从就难以指挥；在士兵已经亲附的情况下，如不执行纪律，他们也不能用来作战。因此，必须先文后武，文武结合，才能管理好军队。

    孙武在治军用人上赏罚严明，古今昭著，有口皆碑。他操演宫女，斩杀吴王爱姬的轶闻佳话家喻户晓，便是最显著的例证。他在《地形篇》中说：“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意思是，如果对士卒只知厚养而不能使用，只知溺爱而不能行令，违法乱纪而不服严惩，那就像娇生惯养的孩子，是不能用来打仗的。

    孙武认为赏罚的目的是调动将士积极性、鼓舞士气、提高部队战斗力并壮大自己军事实力的重要手段。他在《作战篇》中说：“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故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就是说，为了激励部队士气，取得更大的战果，就要及时用夺得的胜利果实来奖励士兵。并具体提出了奖赏的对象是那些勇敢杀敌、夺得敌人战车的勇士，并特别强调要奖赏其中首先夺得战车的勇士。这就是常规状态下的奖赏。而在非常规状态下，如部队面临特别危险的情况或对一些特殊的人才，孙武主张“施无法之赏”，“赏莫厚于间”，要进行超越常规的重赏。这样，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才能激发特殊人才超常能力的发挥，使陷于绝境或采取特殊战法的军队取胜。对于惩罚，孙武主张采用慎重的态度，要以士卒在感情上是否依附和归顺为前提，以免激化矛盾，伤害感情。如果已建立了亲附的关系还不敢实施相应的惩罚，也会军心散乱，同样不可使用。正确处理好赏罚的激励作用，关键在于严明。他在《计篇》中把“赏罚孰明”作为“七计”之一，决非偶然。孙武要求对下属的赏罚必须“悬权而动”，公开、公正、适度、合理。如果滥赏、滥罚，反而起不到激励作用。孙武赏罚严明的治军思想，对后来的军队建设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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