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亨廷顿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写道，“对美国和西方构成最大威胁的是中国”，并断言“儒家文明必将与伊斯兰文明结盟，共同对抗西方。”其中使用了“对抗”的字眼。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这种对抗是整体的对抗。《文明的冲突》成书之前，他在上报美国国会的同名研究报告中，使用了“价值观进行进攻乃至瓦解”的词句。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也认为，这是“为美国人民省钱”的办法，要让军队“同美国人民保持一致”，建立“植根于信任、理解和共同目的的支持”。拉氏既赞同了价值观进攻，又强调了价值观防御。
价值观防御，是国防之大事。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为搞好价值观防御奠定了基础。继承传统，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孙子兵法》汇集了中华民族从远古至春秋战国时期战争理论精粹，凸显其深刻的价值观防御思想。
一、价值观防御的重要性
价值观是推动并指引一个人采取决定和行动的综合性的社会的原则、信念和标准，是一个人思想意识的核心。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则是社会价值观的综合反映和指引，是一定的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基本精神依托。由此，我们不难认定，《孙子兵法》中的“道”，包括了社会价值体系的内容，其目的是把“主”、“将”、“吏”与“卒”的价值判断统一起来，达到“上下同欲”的状态。《计篇》“故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以及《地形篇》中关于“将”、“大吏”、“吏”与“卒”之间关系的叙述，明确地表达了上述思想，并具有战略层面上的重要意组。
价值观防御是作战取胜的关键环节。价值观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决定着对人们行动的支配。孙武把价值观防御作为取胜的关键环节有以下理由：一是在“不可攻”的范畴，讲究防御，而“不可攻”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指“上”与“下”之间的“同欲”。二是把“将”作为取胜的关键，而“将”的素质要求归纳为“智、信、仁、勇、严”“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是当时社会价值观体系的主要内容，也是孙武所讲的“道”的主要内容。三是“主”与“将”的相互关系，突出在一个“用”字上。“用”，就是在价值认同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将帅的作用，进而取胜。在现代战争中官兵的价值观与战争的适应与否，仍然具有重要作用。
价值观防御是积极防御的表现。价值观防御既是“道”这个层面的活动，一般也是战略层面的军事行动。价值观防御的目的，在于“上下同欲”以至“可胜”。因此，这种防御活动的目的决定，价值观防御是积极防御，是进攻的基础。在价值观防御的基础上，可以避免“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的为君之患。即使在战争双方对决中，做到“兵非贵益多也，唯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也必须要以军队整体价值观的一致作为重要基础。有了这样的前提，才能在积极防御的基础上，获得“威慑”而“不战”，取得战场上的并力、料敌和取人。价值观防御是先防，先为不可胜，而打牢获胜的基础，最终赢得胜利。
价值观防御是无形的力量源泉。《孙子兵法》强调辩证地看待军事力量，注重虚实的转变、奇正的补偿和有形与无形的转化。价值观防御直接的目的是整合我方的价值认识、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按照协同论的观点，人心士气的整合，是系统协同的过程，一旦协同有效，达到使系统内各子系统的高度一致，就会产生强大的系统功能。这种力量使得“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这种无形的力量，不会产生于指挥官狂妄自大，而是爆发于指挥官“忧患”之中的冷静。
二、价值观防御的基本内涵
价值观防御依赖正确的认识。孙武认为“齐勇如一，政之道也”，围绕“道”做好“政”之事，才能达到“齐勇若一”“令民与上同意”的标准。但是，价值观防御不能“空穴来风”，它依赖正确的认识。在《孙子兵法》中对认识有“经之”、“校之”、“索”、“谋”、“算”和“知”多种描述，而且“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因此，知是“道”的前提，价值观防御依赖正确的认识。首先，正确的认识必然是系统的。所以，要“经之以五”，要明确“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还要“通于九变之利”。其次，正确的认识依赖必要的实践。孙武要求“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在信息化条件下，我们把“策”、“作”、“形”和“角”这些具体环节，拿到实验室、演兵场以增强我们认识活动的实践依据。再次，正确的认识离不开价值比较过程，所谓“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是也。
价值观防御依赖官兵全面的素质成长。孙武曰：“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孙武还认为，“名君贤将”才能“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但是，达到这样的价值观防御水平，其中的防御主体要有全面的素质。其中，君主“患于军者三”，而进、退、为政这三方面的忧患，对君主战略层面的综合能力表现出较高要求。“将者，智、信、仁、勇、严”五个方面综合素质必须全面成长，不可偏废。对士卒的训练，不但要避免兵士的“驰、陷、崩、乱、北”，还要避免行军中各种示形于敌的现象。
价值观防御依赖“令素行”的积累过程。孙武认为：“令素不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可见，“素”与“行”以至“相得”，必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孙武的战争实践和《孙子兵法》的产生，都是长期积累，滴水石穿的过程。
三、价值观防御的辩证关系
价值观防御要处理好上下关系。孙武认为，“夫将者，国之辅之”，强调为将者的辅助地位。但孙武并不机械地将军队的驾驭权交给上级，而强调“上下同欲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认为，为将者要做士卒的表率，使军队真正实现“上下同欲”。在价值观不统一时，要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进而不求名，退而不避罪”。甚至，“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掌握好在价值观防御中，与上级的关系处理，做到不辱使命，不辱真理。当前，面对种种敌对势力的心理战进攻，军队必须处理好内部关系，以使命重于泰山的责任意识，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一级给一级做出好样子，打牢价值观防御的基础。
价值观防御是修与保的统一。搞好价值观防御，把全体官兵的价值观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之中，必须处理好修与保的关系。孙武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这里的“修”，就是价值观防御活动中的教育培养。孙武这一思想给我们的启发是：在当前我们要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官兵，特别是要在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中求深人、见实效上下工夫，进一步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对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信赖。同时，用官兵共同的目标和理想，用社会主义祖国发展的美好前景做为激励官兵的信念目标追求，调动官兵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还要结合本单位实际搞好重点教育。在“修”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做好价值观防御，把社会主义价值观变成百万官兵的实际行动，单靠教育引导是不够的，必须教育管理两手抓，充分发挥法规制度的约束力，保法而修内，使“修”与“保”有机结合，相得益彰。
价值观防御是利与害的复杂选择过程。孙武认为：“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在利与害的复杂选择过程中，教育培养和制度约束必辅之以必要的利害选择比较。否则，社会扭曲的利益选择就会乘虚而入，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固定的价值选择比较倾向，形成不良价值观念。纵向选择，要注重历史的客观性，不但要“战胜攻取”，还要“修其功者”。横向比较，必须坚持“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原则。当然，我们强调的“利”，是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军人利益观范畴的利。军人是履行社会使命的，不但要“合”于社会主义价值观，还必须具有军人特有的“奉献精神”。当前，搞好战斗精神教育，目的在于，面对信息化条件下战场所表现出的尖锐利益选择冲突，同一时空中流血与平安，甚至是牺牲生命与歌舞升平的强烈反差，军人的选择只有流血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