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资源是用于达成战争目的的一切物质、精神要素的统称。战争资源之于战争指导者就像本钱之于商人一样，也要根据自己的“本钱”去营生。然而，战争中并不是每一方都能清楚地认识自己所真正拥有的战争资源，更遑论有效利用战争资源。
《史记》载：“西破强楚，入郑；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武与有力焉!”吴国在总体实力不如楚、齐、晋等国的情况下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绩，显示了吴国政治军事集团在战争中计划、协调、控制各类资源的高超水平。孙武作为吴国争霸战争的重要参与者之一，他的著作——《孙子兵法》里面蕴涵着有待我们发掘的关于如何利用战争资源的光辉思想。
一、《孙子兵法》对战争资源的认识
“地”是战争资源中最基本的物质要素。《孙子兵法》说：“地者，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陆地是我国古代战争的主要空间，地形地势对战争的影响不言而喻。除了地形地势的考虑外，“地”作为战争资源还有更深刻的含义。《孙子兵法》说“法：一日度，二曰量，三日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这里所指的“地”并不单纯指陆地或者地形地势，而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包括了土地的幅员、政治地理形势、地形地势、物产。十一家注中杜牧对“度”详尽地说明道：“度者，计也。言度我国土大小，人户多少，征赋所入，兵车所籍，山河险易，道里迂直；自度此事与敌人如何，然后起兵。”这说明诸如一国的幅员大小、人口数量、地理形势、经济实力等都是战争胜利的基本的必要条件。而它们都包括在对“地”的认识当中。如此，才能得出从“地”生“度”进而最终生“胜”的结论。
“天”是战争资源中不可控制的物质要素。《孙子兵法》说：“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梅尧臣对此注道：“兵必参天道，顺气候，以时制之所谓制也。”可见，这里的“天”是自然之物，主要讲，应该是气候等自然气象。古代战争主要依赖体力的作战方式以及生产力的不发达，使得气候条件对于军事行动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司马法》中特别提到“冬夏不兴师”的原则。因为冬夏一寒一热的气候会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著名的赤壁之战前，周瑜对孙权说：“又今盛寒，马无禽草，（曹操）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就是对“冬夏不兴师”原因的最佳说明。
“将”是战争资源中最活跃的物质要素。《孙子兵法》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早在2500多年前，它就指出一个国家的人才资源可以看作战争资源，而且是很重要的战争资源。《孙子兵法》极其重视对战争人才——将帅的利用，它不仅指出了五德兼备的良将标准，还用了很多评语说明良将的重要性，例如“国之宝也”、“国家安危之主”、“民之司命”等。在中国历史中，所有能治国、强兵、威天下的政治军事集团都有许多名垂青史的出色人才。这说明，具有优秀品质和军事才干的人才是使整个古代集权制的政治军事体制有效运作的核心。有了相当的人才资源，一个国家才能够有效运用战争手段，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地发展起来。可见，“将”是战争资源当中最为活跃的物质要素。
“军”是战争资源中最重要的物质要素。军队是一国国力的综合体现，也是古代国家实力的最重要体现。齐桓公建立了一支3万人的常备军，才得以称霸诸侯；楚庄王建立了精锐的贵族部队“左广”，才得以吞并周边弱小的列国。《孙子兵法》对军队这一战争资源的重要性有深刻认识。军队是国家的主要力量，一旦军队被击破，国家的灭亡就指日可待了。因此，《孙子兵法》开篇即说：“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对军队质量的高度关注更体现了其关于军队是最重要的战争资源的认识。《孙子兵法》指出：“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又指出：“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可以看出，与单纯强调数量比较，它更加重视建立一支在编制、人才、纪律、士气、装备、训练方面都突出的军队。
战争资源不仅仅包括以上物质要素，还包括诸多精神要素。战争资源的精神要素，在今天看来殊为复杂，但在当时战争主要取决于最高战争指导者——“主”的政治军事素质。并且，它对于战争结局具有重大影响。从《孙子兵法》关于“主”的一些论述，可梳理出对战争资源中的精神要素的具体认识。
政治素质。政治素质主要表现在“主”的政治领导能力上。“主”的领导能力决定了能否实现集团内部的团结和对外部的领导。内部的团结，决定了一国的政治军事集团内部是否对同一个目标具有向心性。《孙子兵法》首先说“道”，指出：“道者，令民于上同意者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并将“主孰有道”作为预测胜负的首要条件。“主孰有道”实际就是“主”是否得“道”，微而言之，就是是否具有远大的志向和恢宏的气度以团结内部的各种政治力量，从而体现出过人的政治领导能力。“主”的政治领导能力，对外则表现为是否能够在诸侯中发挥领导作用。《孙子兵法》指出了发挥这种领导作用的方法，它说：“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以齐桓公为例，他在位期间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九合诸侯；以楚国包茅不贡的罪名兴师征讨；又有存卫、封燕的功绩，在中原列国当中号为“伯主”，可谓对外领导能力的突出表现。
战争指导艺术。孙武的后人孙膑指出：“众者胜乎?则投算而战耳。富者胜乎?则量粟而战耳。兵利甲坚者胜乎?则胜易知矣。故富未居安也，贫未居危也；众未居胜也，少（未居败也）。以决胜败安危者，道也。”这里说的意思就是土地、物产、人口并不是战争胜负的充分条件，关键是战争指导者是否掌握战争规律，具有高于敌方的战争指导水平。《孙子兵法》则从反面指出：“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糜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这说明，作为最高的战争指导者，“主”的战争指导水平并不体现在精通战争指挥艺术，而在于其战争指导艺术，换言之，不在于如何指挥战争，而在于怎样组织战争。
心理素质。《孙子兵法》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又说“明主慎之”。可见心理素质这一非理性因素也是决定战争胜败的重要战争资源。官渡之战前，谋士郭嘉从“道、义、智、度、谋、德、仁、明、文、武”十个方面，对曹、袁优劣作了精彩的十胜十败论，充分体现了曹操在心理素质方面较之袁绍的优胜。它使得曹操集团在进行重大决策前能够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剔除各种非理性因素的干扰，明智地进行决策，达成内部的一致。相反，袁绍虽然土地广大、军队众多，文有田丰、沮授之谋，武有颜良、文丑之勇，但在曹操东征刘备时却因为儿子生病，心情沮丧，没听从田丰的劝告乘虚大举南下；后来又因为自恃兵多，自大轻敌，没用许攸的谋略分兵潜袭许昌，以致坐失良机，在官渡一败不起。
《孙子兵法》具体地指出了要认识“地”、“天”、“将”、“军”、“主”这几类战争资源。对这几类战争资源的正确认识是科学进行战争资源配置，达成战争目的的前提。
二、科学配置战争资源
解决了如何科学配置战争资源的问题，亦即解决了如何有效利用战争资源的问题。可以说，从敌对双方的矛盾发展到要以战争手段解决时，双方关于战争的构想都离不开资源配置的问题，否则任何构想都只能是纸上谈兵。《孙子兵法》对如何科学配置战争资源有其独到见解。
（一）制定有限的战争目的
战争资源对于战争目的具有客观的制约作用，这是由战争资源的有限性决定的。
与人们被动地适应客观条件所不同的是，《孙子兵法》对制定有限战争目的要求是主动的。这种主动性根源于其对消耗战争资源所带来风险的深刻认识。《孙子兵法》认为：“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说明只要兵戈一起，无论有无作战，国家都“日费千金”，进入了纯粹的资源消耗状态，这就已经开始承担风险了。而进入交战之后，为了供应军需“力屈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军罢马，甲宵矢弓，戟盾矛格，丘牛大车，十去其六”。假如这样仍然不能取得胜利，那说明战争已经超过资源消耗所能承受的程度了，会导致“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的高风险。因此，《孙子兵法》说：“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战争是一项极其消耗社会资源的活动，战争所追求的目标越宏大，则所需要投入的资源就越多，所承担的资源消耗风险就越大。因此，作为主观意识的产物，战争指导者必须限制利益要求，在充分认识消耗战争资源所带来风险的基础上对战争目的主动加以限制。
此外，《孙子兵法》还提出了“因利而制权”的制定有限战争目的的方法。《孙子兵法》说：“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梅尧臣对“势”注道：“因利行权以制之”。说明应该根据事情的利害权变之，其他注家也多持此见。在组织战争过程中，“因利”就是“因”战争目的与资源消耗风险比较之“利”，“制”战争目的之“权”。
可见，《孙子兵法》关于制定有限战争目的的思想深刻反映了它的风险成本意识，这使得在配置资源当中，《孙子兵法》始终具有着一种主动的控制意识。它对于有效投入战争资源于达成战争目的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二）战争资源要集中利用
如前述，战争资源包括地理形势、人口、物产、经济实力、军队、军事人才、战争最高指导者的素质等等方面。然而，正所谓力散则弱，力聚则强。《孙子兵法》在配置资源方面更重视通过精心谋划，以关键点上的各种战争资源的集中利用，形成强大的力量优势，从而以较少的资源消耗高效率地达成战争目的。《孙子兵法》关于在关键节点上集中利用战争资源的谋划包括了战略、战术两个层次。
《孙子兵法》认为战略谋划应该针对对手的弱点集中战争资源，通过形成有利的战略态势，迫使对手屈服，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达成战争目的。这需要针对战略对手，特别是对方最高战争指导者的弱点，进行巧妙的战略谋划，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内造成战争资源的集中，造就“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特定条件。三国后期，魏国名将邓艾远征蜀国。在孤军深入的不利情况下，通过针对刘禅弱点的巧妙谋划，集中了有利地形、军队这些资源，造成特定的有利态势，迫使刘禅主动献城纳降，夺下了统一中国的第一功。这说明，即使处于被动的情形，也可以通过巧妙的谋划，集中战争资源，造成迫敌从我的形势，实现战略层面上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孙子兵法》认为战术谋划的重点应该集中资源于战争准备，以造成客观力量对比“积水千仞”的有利态势，做到“先胜而后求战”、“胜于易胜”。在战术层面上，从《孙子兵法》关于用兵的大量论述可以看到，“伐兵”之前的着力点是一系列造成“致人而不致于人”有利态势的准备工作。例如，要高度重视情报工作，舍得投入“爵禄百金”，使“五间俱起”，详细搜集作战对象的各种情报；要在交战之前通过地形、兵力、气候等资源的集中，造成力量对比“以镒称铢”、“以碫投卵”的有利态势。不仅野战如此，《孙子兵法》对于攻城战的战前准备也是极其重视的。从“修橹轒辒，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又三月而后已”的论述可以看出，《孙子兵法》在攻城之前要求时间充裕、器械齐备、工事完全的。如果说《孙子兵法》追求造成一种力量对比“积水千仞”的主动态势，那么，战前的谋划中将战争资源集中于这个“积水”的过程就是这一追求的内在要求。在战争实践中也是如此，如吴国三分军队，轮流出动骚扰楚军的办法，就一连行之六年而不倦，极大地削弱、迷惑了楚军。而在陈、蔡背楚向吴，楚国翼侧暴露，兵力分散的情形下，吴国“积水千仞”的有利态势形成了，所以吴军虽然兵少，却能如洪水瀑布般裹挟而下，在半年内“五战入郢”。
三、关注战争资源的效益产出
对战争资源效益产出的关注，实际是对战争资源配置成效的一种反思，并通过这种反思，在组织战争过程中对战争资源进行调整、控制。
（一）认识战争资源的效益产出
不同的战争资源的效益产出是不一样的，认识战争资源的效益产出与认识战争资源同样重要。《孙子兵法》从两个方面体现了它对战争资源效益产出，即战争资源对于达成战争目的的作用的认识。
第一，军队这一战争资源产出主要效益。没有军队就没有战争，战史表明，绝大多数时候，军队对于达成战争目的起主要作用。针对于此，《孙子兵法》认为战争资源的配置应该是以军队为核心的。如，《孙子兵法》重视将领的作用，重视对军队的管理，要求军队在交战之前应该做到器用有数、训练有素、管理有度；要根据军队作战的需要搜集情报，并且要对敌情详尽到“知其守将、左右、渴者、门者、舍人之姓名”的程度；还提出用兵应该“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要求作战中在分配军队这一战争资源的时候要善于根据敌我兵力对比处置各种情况，反对盲打硬拼。总而言之，资源配置就是要达到军队在准备最为充分的条件下主动寻歼敌军，最大程度地减少军队作战行动的阻力，达成战争目的。最理想的状态是达到敌军在已经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时我突然出现从而迫使其崩溃，就有如在悬挂千钧之石的头发上略施薄力使头发断裂。反之，假如资源配置还没有做到军队准备充分时，《孙子兵法》主张持重待机，“先为不可胜”，强调用兵“唯无武进”。
第二，“主”这一战争资源产出决定性效益。如前述，《孙子兵法》以“主”涵盖了政治领导能力、战争指导能力、心理素质这些战争资源的精神要素。它们实际体现了“主”利用其他战争资源的能力，在一定的战争资源基础上，这种能力对于达成战争目的具有决定性作用。因而，“主”是产出决定性效益的战争资源。有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各种战争资源终究还是要人去利用的。国家土地广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未必就能对达成战争目的起决定性作用。而对于资源的利用，关键是“知”和“用”。《孙子兵法》提到的“知”、“用”有很多，如知“五间之用”以知敌情，知“五事七计”以知胜负，知“五德五危”以知用将，知“知胜之道”以知用兵等。“知”和“用”都与“主”所体现的政治领导能力、战争指导能力、心理素质密切相关。如秦末刘邦的义军兵寡功微，但他能资诹众议，察纳雅言，而最终逐鹿中原，克定天下；汉末曹操初举兵时兵力、地盘也是各军阀中不起眼的小字辈，但他能“任天下智力，以道御之”，最后平定北方，打下魏国根基；元末朱元璋更是当时并不起眼的小角色，兼之四周强敌环伺，然而能事必躬亲，多谋善断，最终定鼎天下。他们的成功无不体现出“主”对于战争资源效益产出的决定性作用。
（二）追求战争资源效益产出的最大化
追求战争资源效益产出的最大化也是《孙子兵法》组织战争思想包含的合理要求。春秋之世，军队作为产出主要效益的战争资源，追求战争资源效益产出最大化的落脚点自然就在追求军队效益产出的最大化。
《孙子兵法》说，“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张预对此注解道：“不战则士不伤，不攻则力不屈，不久则财不破。”这实际指出了军队效益产出最大化的最高标准。长期以来，影响军队这一战争资源效益的根源在于养兵、用兵对资源的极大消耗。就养兵而言，军队作为非社会生产部门，它的存在本身就极大地消耗社会资源。减少消耗的方法之一就是减少军队数量。但就古代而言，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缺乏有效的机动手段等客观因素，各国必须在重要的战略方向驻守相当规模的常备军。同时，为防不测，一般还必须在国都驻扎一定数量的精锐部队。而军队对社会财富的巨大消耗和国家安全利益需要的矛盾，带来了“兵少不堪其用，兵多不胜其养”的问题。历史说明，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各个政权。尽管后代有实施军屯的例子，但事实证明，军屯也不过是饮鸿止渴之举，对于军队战斗力影响很大。
养兵如此，用兵尤甚。《孙子兵法》说：“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可见只要战端一起，军队对资源的消耗就相当惊人。而在古代生产力还不发达的情况下，即使战争取得胜利，它对社会财富消耗的程度也往往远高于社会财富创造、积累的程度。《史记》记载，汉朝初年，经过秦末大规模的混战，就连皇帝出行也找不出相同毛色的四匹马来，经过整整两代皇帝薄刑赋、予民休息，社会才逐渐恢复生机。因此，《孙子兵法》深刻指出，“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综上可知，《孙子兵法》不仅包含着追求战争资源效益产出最大化的内在要求，更实际指出了在满足国家的利益需求时，做到少养兵、少用兵，军队的效益产出才能最大化。就战争实践而言，在孙武本人的参与下，吴军以区区3万之众对楚军虎视狼吞，“五战入郢”，确实实现了吴军效益产出的最大化。后人说，“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诚可谓对《孙子兵法》追求军队这一战争资源效益产出最大化思想的高度评价。
（三）注意战争资源效益产出的负效应
尽管《孙子兵法》也教导我们如何尽量使所获最多，然而，它更独具慧眼地警醒我们所获之中隐藏的祸患。亦即所谓“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
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古今遇异，但古今相通之处一如圣贤所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都认为“战胜攻取”之后也可能面对不利的态势。从战争资源的利用角度看，就是战争资源的效益产出会产生出负效应。
有限的战争目的总是一定的当前利益的反映。两军交战，或者为了领土，或者为了经济利益，或者为了某种主张，但无论披上怎样的外衣，其背后都有其利益动因。“战胜攻取”固然是实现这一当前利益的最主要手段，然而，“战胜攻取”后，现实的利益有没有损害国家长远的利益，更值得战争指导者认真思考。正如吴军战胜楚军的机动防御集团、攻取楚国都城邱后，并没有清醒意识到楚军驻扎在方城的主力和楚国还可能从秦国处获得援助的戚胁，提出合理的结束战争的要求，及时休养生息，反而大肆抢掠，淫乱宫室，一如久贫的暴发户般纵情恣欲。这种战略上的短视给吴国的灭亡埋下了极大的隐忧，例如，吴军内部开始争权夺利，亲族骁将夫概妄图自立，重臣伍子胥和伯噽的矛盾激烈化；兵圣孙武更不知所踪；吴王阖庐没有认真考虑如何处理这一系列矛盾，搞好大战后国家权力的交接问题，而是一怒而兴师伐越，竟至身死疆场，留下年齿尚幼的夫差执掌国柄。柏举之战的战果可谓吴国穷举国战争资源所能带来的最大效益，然而，从吴国其后的结局看，吴楚争霸战争“战胜攻取”所带来效益的负效应也是显而易见和发人深省的。
战争资源效益产出的负效应是长远的，并不能马上体现，因此也不容易为人所认识。《孙子兵法》“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日‘费留’”的结论警醒着后人，战争资源利用的成效不能仅仅看是否实现了效益产出的最大化，还要看它对于国家长治久安的真正利益的效应。所以，虽然《孙子兵法》对其结论没有更多的鸿篇巨论，但后人仍然可以在对战争资源配置的反思中体味其意味隽永的睿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