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是韬武之道、用兵之道、治军之道，也是为将之道。在为将之道中，孙武对为将之德、为将之品、为将之格作了精辟阐述，并特别强调和警戒为将者注重理智修养。因此可以说，整个孙子兵法就是一部是从韬略入手，娓娓道来的将帅理智修养宝典。
首先，孙武从为将之责论述了将帅必须加强理智修养。
《孙子兵法》开篇第一句就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为将帅者，举兵用兵，大莫大也！务必理智处事，三思而后行，决不可随意喜、怒、悦、愠，决不可让个人感情任性宣泄！孙武在兵法《火攻篇》中特别强调：“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这段论述层层递进地讲了四层意思，其一，主将之戒：不可以怒而兴师，不可以愠而致战；其二，兴师致战的前提是：国家军队的利益，而不是主将的情绪，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其三，因为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而一旦凭意气用兵导致战争失败造成人民涂炭、国家沦丧，死者是不能复生的，国亡是不能复兴的；其四，结论：担任着国家、军队“安全”的主将，必须从自己担负的重大职责的高度来认识愠怒致战的危害，慎之又慎，警之又警！
古今中外无数战例都证明孙武这个精辟论断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一部《三国演义》讲了多个将帅不能制怒、不能控制自己情绪，而遭败绩的史实。其中特别是吴国主将周瑜，更是愠、怒之情来得急骤，比如他听说曹操要“揽二娇于东南”时，就“勃然大怒”；当他打败曹仁欲占南郡时，发现该城已被赵云所占，便“大怒”。当他得知鲁肃没有讨回荆州，只得一纸文书时，顿足而“怒”。当他“赔了夫人又折兵”时，“怒气冲激，疮口迸裂，昏绝于地”。当他使用“假途代虢”之计不成，反被包围时，“怒气填胸”，“大叫一声，箭疮复裂，坠于马下”。与其说他是被诸葛亮气死，倒不如说他是被自己“气”死。因为，在他心目中个人感情是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凌驾于军队安危之上的！而作为对手，诸葛亮跟周瑜完全不同。他具有良好的理智修养，他“威而不猛，忿而不怒，忧而不惧，悦而不喜。”善于控制感情，沉着冷静，幽深莫测，能大能小，能缩能伸，能长能隐，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所以他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其次，孙武从为将之道论述了将帅必须加强理智修养。
道，就是规律。为将者，是为战争而存在的。为将之道，就是为将者认识战争规律、适应战争规律、遵从战争规律、驾驭战争规律从而达到循客观规律兴师、用兵、致战的“道”。
将帅临战，面对的战局势必动荡不定，变化万千，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对于这些变乱，只能沉着镇定，从容应付，万不可紧张慌乱被个人情绪牵着军事行动。孙武指出：“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保持心绪的稳定，处之泰然，则胜之必然。
战争，本身就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它是在矛盾的相互运动当中，矛盾的对立统一当中发生、发展、演变的。整部《孙子兵法》其根本的站立点，就是要求本质地客观地全面地分析战争现象，研究战争方法，总结战争经验，揭示战争规律。兵法全书5900余字，一十三篇。第一篇是《始计》，打仗之前就要算度，要谋划。第二篇是《作战》，这个作战就是战“作”，做战争的准备。第三篇是《谋功》，接着是《军形》、《兵势》、《虚实》、《军争》、《九变》，再接着是《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篇》等，具体细化地阐释战争要素。最后，第十三篇是《用间》，讲掌握情报，“知彼知己”，讲“算”，讲“计”，又转了回来。如此循环，螺旋上升，引导探索战争规律者向更高层次发展和深化。这里面，处处讲谋，事事讲算，讲心智，讲修养。时时提醒为将者，不可感情用兵，草率用兵，盲目用兵。一句话，必须按战争规律来谋划运转战争。
在这方面，毛泽东确是堪称楷模的。他不论是创建井冈山根据地，还是五次反“围剿”，还是长征中的四渡赤水，以及挥师北上等等重大用兵决策，无不是在强压下个人所受的特别巨大的迫害打击，强忍下个人情感上无比愤慨、无比愠怒，孜孜以求符合战争规律，用理智而不是用情绪作出的正确选择。
再次，孙武从为将之本论述了将帅必须加强理智修养。
《孙子兵法》指出：“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意思很明确：将帅是掌握人民命运的人，是主宰国家安危的人。而要当好这样的“司令”、“主帅”，关键在于“知兵”。一个“知”字，道出了为将之本——知兵。知兵之需要，知兵之冷暖，更要知兵之心！正所谓“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上下同欲者胜”。朱老总曾说过：不是先有连长而后选一百多人组成这个连队，而是先有一百多个人，要建一个连队，才选个连长。同样的道理，是先有兵而后选将，不是先有将而后选兵。为将者一定不要忘了谁在先，谁在后，谁是军队真正的主人。从而从根本上确立孙武所说“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的观念。
人是感情的动物，人们处事常受感情制约，常常“跟着感觉走”。但是为将者不是常人，不能随意而行，必须引导情绪循理智而行。带兵打仗，连自己的情绪都不能管理，怎么能管理全军的情绪？！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孙武提出了为将的标准：“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毫无疑问，这里“智”是第一位的！就是要集才智、诚信、仁爱、勇敢、威严于一身，做到有德有才，有勇有谋，有仁有义，有诚有信，有威有严，“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为了强化“知兵”之本意，孙武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用兵之灾”的“五危”。孙武说：“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这五种危险，是将帅的过错，更是兵士的灾难，不可不察。甚至，孙武还从胜败去留的高度强调：“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要求为将者必须遵纪守本，必须慎战爱兵，不可鲁莽行动，不可随性将自己和自己的士兵投入到无情战火中去，做出损兵、折将、亡国之事。
在二战太平洋战场上，美国海军将领哈尔西同美国海军一样是带着冲天义愤走上战场的，特别是珍珠港事件更让他和他的士兵的义愤达到了顶点，他以“蛮牛”般的气概率领他的舰队找日军决战。然而，他在指挥时不是把部队送入战斗而是亲自领导他们进入战斗。”正是这个“亲自领导”，“蛮牛”才不蛮！他知兵爱兵，用理智控制自己的情绪同时也控制住美国海军的情绪，从而在太平洋上打了翻身仗，把不可一世的日本海军彻底埋葬！这位身材矮小的“蛮牛”将军虽然在美军中是最有争议的将军，但他最终还是成为一名显赫的美军十大五星上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