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时期形成的文化体系历经几千年展现了的强大生命力。与“和合”理念相对应的是“和谐”思维，就是谋求事物系统内外各要素之间相互融合、相互协作、相互繁荣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作为这种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兵家文化，也充满了“和谐”思维。仔细研读兵家文化的代表作《孙子兵法》，就会发现它是和谐思维在战争领域的巅峰之作。
一、以“安国保民”为基点，追求战争与国家大系统的和谐共荣
兵法开篇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意思是说战争关系到人民“死生”和国家“存亡”，这其实给了战争一个基本定位——“安国保民”。在孙武视野里，“安国保民”既是战争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也是战争赖以胜利的基本遵循，还是战争与其所在大系统之间和谐共荣的基点。
通过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来追求战争与国家的和谐共荣。孙武认为，战争必须放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共同组成的国家大系统中来进行谋划，才可能实现战争与国家的共荣。在兵法中他谈到了三条路径来追求这种共荣。一是通过“慎战”来避免战争对国家利益的损耗。孙武认为，战争意味着经济资源的巨大消耗，“内外之费，日费千金”；战争意味着社会资源的巨大消耗，则“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战争还意味着政治资源的消耗，“诸侯乘其弊而起”。通过这些“用兵之害”的揭示，孙武认为“主不可以怒而兴军，将不可愠而致战”，因此要求“明君慎之，良将警之”。在孙武的思维里，“慎战”是一种“安国全军之道”，是谋求战争和国家共荣的第一条路径。二是通过“谋战”来实现国家利益。孙武告诉我们战争不只是双方“力”的较量，而更多的是双方“谋”的较量。通过“知诸侯之谋”来实现“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从而改变敌方统帅的决心和意志。通过谋求“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的“险势”，实现“威加于敌”，动摇敌方的军心士气，从而迫使敌方放弃原本的对抗行为。这种“谋战”的理想状态是“兵不顿而利可全”，意即通过非实战的手段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孙武把这种方法称为“善之善者也”，是孙武实现战争与国家共荣的第二条路径。三是通过“以战养战”来实现战争与国家的共荣。孙武认为如果能把战争的消耗转嫁到对方，通过战争本身来满足战争供给，就可实现“胜敌而益强”。具体的方法是通过“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来满足“军食”；通过把作战收缴的人员和装备补充到自己的部队，“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来补充战争消耗。军队作战要“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这种通过以“以战养战”的方法是孙武追求战争与国家共荣的第三条路径。
通过保全人民基本权益来追求战争与人民的和谐共荣。孙武要求将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这里的“民”是一个与“国”相对应的概念，既包括军内外的大众，也包括国内外的大众，是战争不可不重视的核心要素之一。对于军内大众，孙武认为要通过将帅之“仁”来实现军内大众与战争的共荣。孙武强调将帅应该“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才能得到士兵的“亲附”，才能和将帅一起“赴深溪”、以至“与之俱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实现了军内大众与战争的共荣。对于军外的国内大众，孙武认为应该通过君主之“道”来达成他们与战争的共荣。这里的“道”是指君主在处理国家事务中尊重和维护人民的基本权益，并取得广大人民的拥护，达到“民与上同意”的境界。这种境界在发生战争时，就可以有效地将民众和战争融成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道”是实现国内大众与战争共荣的桥梁。对国外大众，孙武认为应该通过对敌之“全”来实现他们与战争过程的共荣。他有一种贯穿于战略到战术多个层面的指导思想，这种思想不是以“破敌”为目标，而是以追求“全国”、“全军”、“全旅”、“全卒”、“全伍”等“全敌”为最高目标。他还认为“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也就是说打胜仗之后，要维护好当地人民的利益，否则难以巩固战争的胜利果实。由此可以看出，孙武一直在追求人民与战争的和谐共荣，并把这种追求作为是实现战争全胜的基本途径。
二、以“三军若一人”为目标，追求军队内部各要素的和谐统一
孙武认为治军用兵要追求军队内部各要素和谐统一，其理想境界是“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只要能实现这种“三军若一人”的军队一体化，就可以分合自如，就可以“变化制敌”。他的这种追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追求军队人员特长的和谐统一。人是战争各要素中最具活力的要素，将则居于人员结构中的核心位置，人员特长发挥程度直接决定着军队战斗力。孙武在《地形篇》中对这一点进行了充分论述。带兵打仗有六种失败的模式，它们分别是：“以一击十，曰走”；“卒强吏弱，曰弛”；“吏强卒弱，曰陷”；“大吏”擅自出战，而“将不知其能，曰崩”；“将弱不严”，“吏卒无常”，“曰乱”；“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北”。这六种模式都是因为选人用人上出现误差而导致的失败。所以孙武认为“择人而任势。”就是说斗争有利的态势必须要靠人来支撑，必须考虑到人员自身的特点，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人尽其才，才合其位，军队才能具有令人生畏的战斗潜力。
二是追求军队人员军心士气的和谐统一。孙武认为，战斗精神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组织部分，“故杀敌者，怒也”。而战斗精神主要由军心与士气两部分组成。在孙武看来“心”和“气”是有差别的，军心偏重于思想认识，士气则偏重于精神状态，“心”和“气”两者又是相互融合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升华。对于军心的统一，孙武认为需要君主和将帅共同来完成。君主一方面通过得“道”来统一军心。君得“道”则“民与上同意”，也就是说全国上下都能对战争达成统一的认识，这种全国的统一认识是军心统一的重要基础。另一个方面通过“君不御”来维护军心的统一。孙武郑重提出“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破坏军心统一的三种错误行为，“君不御”是军心统一的重要条件。将帅统一军心，则必须通过平时“修道而保法”的方式来慢慢积累，才能实现官兵互信、上下齐心。关于士气的提高，孙武认为一方面要通过奖赏来提高士气，《作战篇》中的“赏其先得者”、《九地篇》中的“施无法之赏”都是说奖赏对于士气的重大作用；另一方面要通过谋求主动有利的态势来提高士气，《势篇》中“勇怯，势也”的意思是说，通过“势”可以实现“勇怯”的转化。孙武作为“善用兵者”，一直致力于追求军心与士气的和谐统一，力求实现“齐勇若一”。对于如何来实现二者的和谐统一，他在《九地篇》中进行了充分论述。孙武认为利用地形可以有效实现二者的和谐统一。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士卒深陷危险的境地，就不恐惧，无路可走，军心就会稳固；深入敌国，军队就不会涣散。处于这种迫不得已的情况，军队就会奋起战斗”。
三、以“胜于易胜”为核心，追求战争与战场环境的和谐一致
孙武不仅追求军队自身各种要素的和谐统一，还追求战争与战场环境优势的和谐一致。孙武的战场环境主要由自然环境、信息环境、敌我虚实环境等三部分组成。这三大战场环境优势的和谐一致，足使敌“众不得聚”、“交不得合”，形成“我专为一，敌分为十”的状态，实现“以镒称铢”般“胜于易胜”的理想境界。
追求战争与自然环境优势的和谐一致。孙武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五大要素中，“天”和“地”占据两大要素而且紧挨“道”位列第二、第三位，充分说明由天和地所组成的战场自然环境对战争胜负的战略意义非同一般。正如他在《地形篇》所说的“知天知地，胜乃可全”，他认为自然环境不仅影响到武器性能的发挥、战略战术的应用，还影响到军队的行军、宿营以及将士的身心状态等各个方面，是整个战争行动不可不重视的基本依托。孙武在《军争篇》、《行军篇》、《地形篇》等篇章中花了大量的笔墨来论述自然环境的分析和利用方法。比如，知道“山林、险阻、沮泽之形”才可以“行军”，知道地理的不同特点才可以“军无百疾”，对于天文的分析和利用，主要集中在《火攻篇》。孙武重点论述了“时制”的基本分析和利用方法，认为“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总而言之，将帅必须“上知天文、下识地理”，才能实现“天时”与“地利”的合用，才能让军事实力在战场自然环境的优势中放大作战效能。
追求战争与信息环境优势的和谐一致。钮先钟认为：“‘知’字就是《孙子兵法》全书的‘核’”。这种“知”其实就是现在讲的“信息环境”，其内涵不仅包括获得信息的广度和深度，还包括信息的分析和利用能力。比如孙武提到的“知”“诸侯之谋”，就可以“豫交”，“知”“地之利”就可得“地之助”，“知”“人之情”就可得“人之用”，“知”“敌之虚实”就可“因敌制胜”等等，都可以说明这一点。对信息环境优势的追求来自两方面，一是比敌先知、全知，二是使敌少知、误知。从《计篇》的“庙算”、“诡道”，直至《用间篇》“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足以说明“知”是整部兵法的一条主线，也足以说明实现战争与信息环境优势的和谐一致是敌我较量的第一领域。
追求战争和敌我虚实环境优势的和谐一致。唐太宗说：“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虚实是两个相对的概念，是敌我实力强弱的对比状态，是构成战场客观环境的基本要素之一，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谋求战争和敌我虚实优势的和谐一致是追求自然环境和信息环境优势的终极阶段，也是战场设计的主要目标。它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高超的智慧来识别，需要很强的能力来驾驭。孙武认为“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术是实现虚实态势转化的基本途径。其作用前提“形人而我无形”；其作用机理是“避实而击虚”，利用“正”牵制、引诱对方，利用“奇”来“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以求“不失敌之败也”；其基本原则是因敌变化，比如“攻其所必救”，则敌“不得不与我战”，“乖其所之”，则“敌不得与我战”，等等。可见对敌我虚实环境优势的追求，是战争艺术的集中体现，是衡量将帅谋略水平的基本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