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类跨入21世纪门槛之际，一场新军事变革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巨大创造力，冲击着军事领域的方方面面，把战争从工业时代推向信息时代。当我们感受信息时代战争手段和武器装备的性能正在向物理与化学的极限迈进的时候，一种全新的战争形态正逐渐展现在人们面前。战争的传统观念、理论、战法都面临严重挑战，迫使人们不得不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变革创新，以适应新世纪战争需求。
然而，这种变革和创新绝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信息化战争作为一种崭新的战争形态，绝不是凭空而来的，机械化战争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机械化是信息化的基础，如果没有机械化战争，信息化战争将无从谈起，如果否认这一点，就是割断历史。因此，我们在研究信息化战争形态时，从机械化战争的经验乃至传统兵学中汲取营养，寻求借鉴，将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本文试图从《孙子兵法》对信息时代战争形态的影响与启示中去寻求这种借鉴，以弘扬传统兵学的精华，推进军事变革的发展。
一、“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信息永远是配置战争资源，实施正确决策的前提
信息作为“战争之魂”，并不是信息时代所独有的。自从战争摆脱原始械斗痕迹，成为一种智力竞赛，信息就成为配置战争资源、实施正确决策的前提，只是在不同的战争发展阶段，它的地位与作用有所不同而已。
在冷兵器时代，虽然由于人们获取战场信息的手段落后，信息的传播渠道不畅，影响了人们对战场信息的认知程度，然而却丝毫没有降低战争对信息的依赖性，也没有削弱人们对战场信息的重视程度。《孙子兵法》是人类第一部研究战略问题的理论巨著，其作者孙武也被尊为人类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在不足6000言的兵法著作中，他用了将近1/10的篇幅来论述信息问题。《用间篇》被当代战略学家誉为“现代情报官的座右铭”，并且同《计篇》首尾呼应，形成“率然之势”。众所周知，《计篇》是论述战略运筹的，被历代注家称为战略决策篇。《用间篇》是论述使用间谍的，被历代注家称为军事情报篇。这种“无计何以为间”，“无间何以为计”的结构关系，精妙地反映出作者从战略高度对信息的重视程度。在《用间篇》中，作者强调要“五间俱起”，要不惜“爵禄百金”去搜集军事情报，因为作者清醒地认识到“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同时，作者还深刻地认识到，如果“怜惜爵禄百金，不知敌情而用战”，将严重违背战争之道（“不仁之至也”）、为将之道（“非人之将也”）、为人之道（“非主之佐也”）、致胜之道（“非胜之主也”）。冷兵器时代，在战争致胜要素的二元构成中，除了武器这一重要因素外，人的因素之所以成为决定的因素，主要是因为人的主观和客观的结合程度，对战争的结局起着武器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因此，在孙武军事思想中把“知”和“行”的统一作为一条红线贯穿其中，强调只有“知彼知己”，“知天知地”，才能“百战不殆”，“胜乃可穷”。这种“知”既包括对敌我双方“道、天、地、将、法”等情况的认知，也包括对战争规律的认知。前者是指对战争相关信息的搜集、处理，即孙武所说的“经之以五事”；后者则是指对战争趋势的预测、判断，即孙武所说的“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结果。
工业革命的成功和科技的进步，使社会技术与经济飞速发展，坦克、飞机等一大批自动化、机械化武器装备竞相问世，人类步入了机械化战争时代。随着工业技术和科技的不断进步，机械化战争得到了发展与完善。恩格斯关于“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是往往违反指挥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的改变甚至变革”的科学论断，已经被机械化战争引起的包括战争形态在内的一系列变革所证明。闪击战、破袭战、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空战等新的方式，展示着工业革命的巨大成果，刷新着冷兵器时代战争的历史；图哈切夫斯基、哈特、富勒、鲁登道夫、马汉、杜黒、克劳塞维茨、毛泽东等一大批操纵机械化战争的巨手，导演出一幕幕机械化战争的历史活剧，构建了近现代军事理论的宏伟大厦。透过这些战争活剧，翻开理论大师们的经典之论，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并不是对孙武军事思想的否定，而是在更高的基础上对孙武军事思想的继承和肯定。毛泽东在他的军事著作中，不仅直接引证了大量孙武的话来说明问题，而且把孙武“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称之为“科学的真理”。利德尔·哈特的“间接路线战略”一举使其成为令世人瞩目的“战略学家”，然而人们在翻阅他的成名之作时，却发现在书的扉页上所引述的21条经典大师的语录中，有15条出自孙武。他自己也曾坦言：“孙子兵法这部篇幅不长的书，将我20多部书中所涉及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几乎包罗无遗。”在机械化战争时代，战争致胜要素仍然继承了冷兵器时代的二元结构，信息仍然以“三军所恃而动”特殊地位，对人与武器的结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现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改变着人类现行的生存、生活、生产方式和创造财富的方法，信息及信息技术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它必将促使人类社会产生根本性变革，导致战争形态向信息化转变。正如江泽民指出的“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深刻改变着世界的社会经济面貌，也正在深刻改变着军事斗争面貌，引发军事领域一系列革命性变化。武器装备呈现出信息化、智能化、一体化的趋势……争夺信息优势、取得制信息权将成为作战的重心之一。”战争的信息化倾向与特征越来越明显，信息在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突出，人类战争向信息化转变是任何力量都难以阻挡的历史潮流。
信息化战争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联系，与科学技术、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相一致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对武器装备的发明、生产、改造及军事思想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并促使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发生根本性的变革，而这种变革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对机械化战争所形成的战争致胜要素在继承中的拓展。信息已经不仅仅以“三军之所恃而动”的特殊地位，对操纵战争的人和武器产生作用，而是作为一个独立要素对战争结局产生影响。这是因为：信息技术作为扩展人们利用信息功能的技术，不仅解决了未来作战实现武器信息化和作战、指挥控制信息化的问题，而且还解决了实施信息对抗的技术问题；电子信息技术广泛地渗透到各种武器系统之中，直接导致了以精确制导武器为代表的信息化弹药和以C4I系统为代表的军事信息与控制系统等一大批高技术武器装备的产生，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武器装备的信息化程度，同时也使战争机器的运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信息；敌对双方对信息优势的争夺，促使信息化战争这一崭新的战争形态登上人类战争舞台。于是，信息便由“三军之所恃而动”的特殊地位一跃成为军队战斗力的基本构成要素和重要战略资源，军队战斗力的形成和发挥，主要依赖于信息。信息化战争的致胜要素正由二元结构向三元结构变革，人、武器与信息已经并列成为三个对战争进行和结局产生影响的要素。
二、“上兵伐谋”——谋略永远是军事对抗的主题，是敌我双方互争优势的重心
战争是力的较量，更是智的竞赛。谋略永远是军事对抗的主题，是敌我双方互争优势的重心，不论是冷兵器时代的战争，还是热兵器时代的战争；也不论是机械化时代的战争，还是信息时代的战争，无不如此。
孙武总结春秋及其以前的战争经验，所提出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思想，其核心就是一个“谋”字。他认为，运用一定的军事力量去达成一定的政治目的，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式：一是以智驭力，孙武称其为“全”；二是以力驭力，孙武称其为“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两相比较，孙武认为最好的战略是“全胜”战略，即“不战而屈人之兵”。
孙武的以“谋”为核心的“全胜”战略，已经被机械化时代的战争实践所证明，并成为近现代战略家思考战略问题的圭臬。人类经历的两次世界大战是机械化战争的黄金时期，也是孙武“全胜”战略思想逐步走向世界，为战略家所青睐的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的战略家试图摆脱大战期间出现的“火力决定一切”的战场模式，从历史的教训中寻求新的战略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欧洲战略家进行这种探寻的实验场，尤其是二战以后的几场局部战争，使他们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逐渐把战略目光投向了中国的孙武。
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柯林斯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战争双方“皆无现实目标的盲目作战，不久就沦为一场毫无意义的、僵持不下的、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的浩劫”。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历史上再没有任何战争能像这次大战这样清楚地表明战略思想典型地落后于技术了。”为此，他认真研究了《孙子兵法》并且惊奇地发现：“今天没有一个人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他的大部分观点在当前的环境中，仍然具有同当时同样重大的意义。”这一时期，西方的战略学家纷纷钻研孙武，谋求良方，企图抢占战略制高点，在机械化战争中赢得主动。他们运用孙武“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等思想，否定了自克劳塞维茨时代以来人们普遍的一种看法，即战略仅仅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认为“真正的目的与其说是寻求战斗，不如说是寻求一种有利的战略态势。这种战略态势是如此有利，以至于即便它本身不能收到决定性效果，那么在这个形势的基础上再打一仗，就肯定可以收到这种决定性的效果”。孙武“全胜”思想成为机械化战争的主导思想。当人类步入热核时代后，不少战略学家更加敏锐地觉察到，在导致人类自相残杀灭绝人性的核武器研制成功后，人类就更加需要完整地翻译《孙子兵法》这本书了。20世纪70年代，当美、苏争霸世界最激烈的时候，美国华盛顿斯坦福研究所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理查德·福斯特博士先后发表了《苏联关于保存国家实体的思想》、《从确保摧毁到确保生存》、《新冷战的地位和前景》等文章，并同日本安全保障研究中心主任三好修共同合作，对美国关于核战争的观念进行了积极大胆的探索，又一次运用孙武“上兵伐谋”、“其下攻城”，以谋取天下的积极进取思想，对美国战后的军事战略做了重大调整，用“相互确保生存”战略取代了“相互确保摧毁”战略，并且把调整后的新战略称之为“孙武的核战略”。随着“孙武核战略”的提出，把孙武战略思想在机械化时代战争中的运用推向了历史巅峰。在未来的信息化战争中，由于武器装备的高技术性、战场信息环境的复杂性，使得信息活动遍布多维空间，围绕信息的获取、传递、处理和利用而展开的信息化战争将成为战争的主要形态。战争的成败不仅将取决于技术上的落差，也将取决于谋略的高低，从而为孙武“全胜”战略思想在信息时代战争中的运用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一）“兵不顿而利可全”最能体现和反映信息时代战争形态的本质特征
“兵不顿而利可全”是孙武“全胜”战略思想的核心，是战争本质和战争效益观在孙武战略思想中的生动体现，它既是孙武战略思想的立足点，也是它的归宿点。孙武认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兵不顿而利可全”的“全”既讲要“全己”，又讲要“全敌”，是孙武确立的一个最佳战略目标，也是孙武战略思想的一个理想境界。在依靠体能和机械能去赢得战争胜利的冷兵器时代、热兵器时代和机械化时代的战争中，战争胜利主要通过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来实现，“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只有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因此，孙武的“全胜”战略只能是一种理想的境界。然而，这种理想的境界随着信息时代战争形态的变化，即将成为一种可能。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以夺取制信息权为主旨的信息化战争，已发展成为直接影响战争进程和结局的作战形式。当信息化战争成为起决定性作用的作战形式时，战争形态的性质也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即由机械化战争彻底转变为信息化战争。信息化战争是指在信息时代，交战双方以信息军队为主要作战力量，以信息武器为主要作战工具，以信息战为主要作战形式而进行的战争。它是人类继机械化战争形态之后的一种全新的战争形态，是信息时代社会特征在战争领域的具体体现。
信息时代的到来和战争形态的变化，从本质上说是战略思想的变化，即由传统的以直接杀伤敌方有生力量来迫使对方屈服为目的的战略思想，转变为通过攻击敌方的认识和信念来迫使对方屈服，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目的的战略思想。在信息化战场上，作战双方指挥员紧紧围绕制信息权展开斗智斗谋的较量，运用各种技术手段大力渲染己方实力和战争准备，通过这些信息瓦解敌方士气，削弱其抵抗意志，使其放弃抵抗，逃避战斗乃至缴械投降；采取各种心理欺诈手段迷惑对方，使其产生错误判断，导致指挥失误。同时，采取信息欺骗，思维对抗；人技联姻，技谋对抗；因网施谋，破网对抗；因流施谋，控流对抗等信息战手段，以争取战争主动。这一系列智力对抗为孙武“兵不顿而利可全”的战略目标从理想回到现实，从一种境界变为实际可能创造了条件。
（二）“谋形”、“造势”最能体现和反映信息时代战争形态的客观需求
“谋形”、“造势”是孙武战略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孙武认为，一个国家在战略筹划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战前谋取“若绝积水于千仞之溪”的综合实力优势，战中创造“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的实力发挥态势，这是孙武战略思想赖以存在的客观基础。“运动的物质”和“物质的运动”，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两个重要问题，反映在军事领域，就是指战略力量运筹中对力量的合理建设和合理配置，这是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不论是冷兵器时代的战争，还是热兵器时代的战争，无不如此。然而，由于战争形态的需求不同，它的表现内容也有所不同。
在冷兵器和机械化战争中，战争手段单一，战争空间有限，战争技术含量较低，资金和能源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在信息时代的战争中，战争手段复杂，战争空间多维，战争技术含量空前，知识或信息已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在信息时代的战争中，战场的数字化，可以使通信、图像和人工智能进入由卫星、导弹、机器人和地面部队组成的系统中；能够破解敌方的密码乃至替换错误信息；高度精确的导弹可以摧毁重要设施，并压制敌人火力；卫星可以提供方圆100英里内一切物体（包括车牌号）的完整图像；每个步兵都可以借助微型化装置，不断获得当前面临的一切威胁的完整图像，部队能在自已被发觉前发现并消灭敌军。可见，在信息时代的战争中，信息成为最重要的战斗力，夺取制信息权成为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
在未来信息化战争中，“谋形”最重要的是谋取“信息资源”的总体优势，形成“若绝积水于千仞之溪”的信息源；“造势”最重要的是合理配置“信息资源”，形成“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战场信息态势，从而为赢得战争的胜利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
（三）“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最能体现和反映信息时代战争形态对作战方式的多样性要求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是孙武对当时战争方式多样性的具体描述，是孙武战略思想得以实现的主要手段。孙武认为，战争胜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战略目标的实现也需要各种斗争手段的密切配合。因此，只有把“伐谋、伐交、伐兵、攻城”等各种手段结合起来，灵活运用，才能最终实现“兵不顿而利可全”的战略目标。所谓“伐谋”，就是于战前密切注视敌对国家的战略动向，一旦发现敌人的战略企图，首先从政治上揭露它，打乱其战略部署，使其“众不得聚”；所谓“伐交”，就是广泛开展军事外交，拆散敌人的同盟，使其“交不得合”，同时，扩大自己的同盟，建立对敌斗争的统一战线；所谓“伐兵”，就是要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一旦敌人铤而走险，贸然发动战争，则可从容以对，应付自如；所谓“攻城”，就是要树立“攻城略地”、彻底战胜敌人的思想。然而，这些手段在战争中的作用并不是平分秋色的，最好的是“伐谋”。
在信息时代的战争中，敌对双方围绕着信息的获取权、控制权和使用权这一核心将展开全方位、多领域、多形式的较量。在战前，它主要表现为谋略战、外交战、情报战、威慑战等。在战中，它更多地表现为指挥控制战、电子战、火力战和陆、海、空、天、电五位一体的机动战、立体战等。然而，不管信息时代的战争形态如何变化，但“谋略外交”斗争将是一个永久不衰的话题。
三、“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力争战争主动权，永远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
“致人而不致于人”，即争取主动，避免被动，是孙武对军队行动自由权的最早揭示。战争是敌对双方互争主动的行动，“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力争在战场、战地、战区以至整个战争中的主动权，这种主动权即是军队的自由权。”军队在战场上拥有主动权才能取得行动自由，否则被逼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或被打败的危险。
力争主动，避免被动，历来为兵家所重视。《孙子兵法》中说：“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尉缭子》中也说：“善用兵者，能夺人而不夺于人。”《太白阴经》中认为，兵道“贵制人，不贵制于人；制人者握权，制于人者遵命也。”《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也认为：“兵法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毛泽东总结古今战争理论，结合中国革命战争实践，更深刻地指出：“这里说的主动性，说的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出于不自由状态的。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去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一个士兵被缴械，是这个士兵失去了行动自由被迫处于被动地位的结果。一个军队的战败，也是一样。为此缘故，战争的双方，都力争主动，力避被动。”总之，力争战争的主动权，永远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所不同的是由于战争形态的发展变化，把握军队行动的命脉，争取主动权的方式、方法、要求必须与时俱进，以适应战争形态发展的新要求。
在机械化战争时代，战争在平面战场上进行，交战双方围绕战争主动权在多个战场领域展开争夺。在海上，谁控制了海面，特别是控制海上通道，谁就能取得主动，于是敌我双方围绕“制海权”展开激烈争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飞机以其速度、机动和火力优势，威胁地面和海上力量的生存，战场迅速扩展到三维空间，于是敌我双方又围绕“制海权”、“制空权”展开激烈角逐。随着电子、信息和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军事斗争进入了以信息对抗为核心的信息化战争时代。战场从三维空间发展到海、陆、空、天、电多维空间；先进的C4I系统、侦察和通信手段，特别是计算机联网，形成全新的信息系统；信息流取代物质流、能量流，成为重要的战争资源，于是一种全新的战争形态——信息化战争登上人类战争舞台。在以信息对抗成为核心的信息化战争中，谁掌握了制信息权，谁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所谓制信息权，就是在信息的支撑下，综合运用军事欺骗、作战保密、心理战、电子战、病毒战和对敌方信息系统的实体摧毁，阻断敌方的信息流，并制造虚假信息，影响和削弱敌方指挥控制能力，同时确保己方指控系统免受类似破坏。总之，通过控制信息和情报的流动，来把握战场的主动权。
（一）信息侦察，是制信息权的前提
孙武在《用间篇》中对于信息的获取、分析、识别，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和方法。他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就是强调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探测、侦察、获取敌方情报信息，保障指挥员正确决策。同时，孙武认为，获取情报“不可取于鬼神，不可相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获取情报必须透过战场上纷乱迷离的现象，去伪存真，取得对情报的真知灼见。他所总结的32条“相敌之法”，无不充满着辩证法的思想，具有方法论的价值。
（二）信息欺骗，是阻断信息流的有效措施
随着信息化战争的不断发展，制信息权的方式、样式乃至手段不断变化，但制信息权作为人类的一项竞争对抗活动，必然奉行“诡道”，而不是“正道”。孙武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运用“示形”的方法，就可以隐真示假，阻断信息流，使敌人产生错觉，从而导致决策失误。同时，通过“示之以利，诱之以害”，向对方提供伪信息或相互矛盾的信息，使其无从决策或决策失误，乃至接受己方指挥。
（三）信息进攻，是削弱和影响敌方指挥能力的主要行动
“致人”贵在争取先机之利。孙武说：“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这里仅先后一字之差，主动与被动的形势却如此之悬殊。在古往今来的战争中，胜者与败者，正是从这先后之差而起步的，或因为“半步”之先而满盘皆活，打开了通往胜利之门的锁钥；或因为“分秒”之差而举步维艰，开始了走向失败之途的跋涉。孙武考察了“先”、“后”这对矛盾在战争中的变化规律以及对战争胜负的影响，把先发制人的进攻作为争取战争主动权的重要原则，并且专列《军争篇》，论述了战争中争取先机之利的原则和方法。信息化战争战场空间的空前扩大，战场时效的空前提高，战争手段高度信息化，对“信息进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不发达国家，应该在发展火力的同时，加强信息对抗能力建设，以信息对抗优势制衡敌方火力优势，实现以“软战制胜”的目的。同时，信息化战场难以确定边界，不只有军队，民间机构甚至个人，都可能利用全球网的计算机和通信系统，在办公室或在家中参与“信息进攻”，夺取制信息权。因此，要充分发挥全民皆兵的优良传统，打一场“信息进攻”的人民战争。
（四）信息保护，是夺取制信息权中两个不可或缺的任务之一
信息保护是战斗活动的保障，是夺取制信息权的基础。在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保密是信息防护的主要手段，正如孙武所说：“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然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未来信息化战争中，信息保护涉及信息、计算机、电子和密码等多学科、多领域的技术；也涉及到多系统、多层次的防护需求。比如：信息流双向流动经过串接系统，必须对串接系统予以多级保护，才能实现信息保护；为了保持信息通畅，要予以分发保护，防止有害信息插入；要保持全频谱防辐射、防干扰；在对信息技术处理中，要剔除信息垃圾，防止“信息泛滥”和“信息污染”，不使其进入分发系统，并不使非认知系统进入信息；在决策处理中，要正确对信息进行识别和对决策结果实施逻辑判断，保持决策稳定和正确；同时保护公用数据库，不使非法调用和删改。总之，21世纪是一个持续变革发展的时代，军事技术、军事思想、体制编制、作战理论和方法的变革尤为明显。借鉴《孙子兵法》研究信息化时代战争形态的变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只要我们用新的观念挖掘其现代化的内涵，赋予其思想以时代的意义，就能使这部古老的兵学经典，焕发出时代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