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作为中国古代权谋类兵书的经典，其论说的重点在“谋”，基点在“知”。知而能谋，谋而后战。“知”与“谋”贯穿于孙武关于军事活动论述的始终；知为体，谋为用，知与谋始终相伴，如影随形。
一
“知”在《孙子兵法》中出现79次，有多种含义，所涉及的内容丰富全面，但归纳起来，则不外乎知彼、知己、知天、知地四项。其意义的重心，落实在军事情报层面。本文所论，即以这一层面为切入角来展开。
战略决策的制定以“知”为前提和依据，战略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则以巧妙地实施诡诈之术为特征，而诡道的关键是打“情报战”：即确保己方确知、尽知、先知，致使敌方误知、不知、迟知。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的过程自始至终就是围绕“知”来展开斗争的过程。
关于“知”的理论阐发，在《孙子兵法》中贯穿始终并且成为其军事思想的根基和精义之所在的主要原因，笔者以为至少有以下三点：
一是孙武对战争问题所持的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立场。唯物主义认识使孙武空前深刻地看到了“知”在战争中胜败攸关的巨大作用：“知”是战争决策的基础和前提，是战争行动的指南和依据，因而“知”也是战争胜利的保障，“知”的程度和胜利的可能性是成正比的。孙武明确指出：“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知己，每战必败。”“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孙武一再申明“知”对赢得战争胜利的意义与作用，强调：“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这是他从保证情报真实的角度所提出的对情报获取方式的要求，也是他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具体反映。
二是春秋时代“兵者诡道”的确立。虽然有战争活动即有情报活动，关于军事情报的记载也很早，如甲骨文已有关于情报搜集的记载，但只有到战争活动突破“以仁为本”的军礼规范而出现“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的春秋时代，“知“在战争中的重要性才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诡道实质就是通过巧妙的隐真示假、欺敌动敌以避实击虚，克敌制胜。诡道使战场上力的角逐时刻伴随有围绕“知”的智的斗法。战争实践已经在呼唤着“诡道”和“知”的理论的出现。第三点理由也就循此产生。
三是孙武对诡道理论的天才认识与阐发。孙武对诡道理论的充满辩证法的全面深入的研究已经逻辑地包含了对“知”理论的全面深入开掘，因为“诈”与“知”其实原本就是权谋理论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没有“知”，“谋”就失去了基础、前提和依据；没有“诈”，“知”也就失去了内容、作用和意义。兵以诈立，诈以知立；兵不厌诈，诈不厌知。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二
“谋”在孙子兵法中异彩纷呈，概括起来不外乎“权谋”二字。它包含两种含义：一是战略思想；二是诡诈之术。二者有区别，战略思想包含诡诈之术，诡诈之术是战略思维方式的一部分；二者又有明显的联系，战略思想的产生与诡诈概念的确立分不开，诡道不立，战略思想本身也难确立。“初看起来，战略这个名称来源于诡诈这个词似乎不是没有道理的。尽管从希腊时代以来，战争在许多方面发生了真正的和表面的变化，但战略这个名称似乎依然表示它本来具有的诡诈的实质。”
权谋的核心是诡道，“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诡道的核心是“形人而我无形”，实质是围绕“知”而打情报战，即千方百计确保己方之“知”，误导、扰乱敌方之“知”，如《兵经》所说的“彼悟而我使误，彼误而我能悟”的那样一种过程已经逻辑地包含于其中了。因为只有误人而不为人所误，才能达到“致人而不致于人”的目的。孙武所揭示的权谋本质规律直到当代仍是不易之理：谋略——这是为欺骗敌人和获取某种利益而采取的行动。军事上的计谋正在转变成“军事谋略”的概念。一切军事行动的突然性是军事谋略的实质，它通过准备的隐蔽性和在这些行动上迷惑敌人的方法来达成。换言之，军事谋略是以掩盖真相，强加于敌以假象为目的，同时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以最小的兵力兵器消耗和最短的时间夺取胜利；据我们看来，对军事谋略应理解为隐蔽性和迷惑敌人的理论与实践；根据定义，军事谋略被认为有两种基本样式：隐蔽性和迷惑敌人。
战争是人类最无情、最惨烈、直接关系个体生死、群体存亡的斗争形式，为了赢得胜利，双方都会不遗余力，所以，军事活动突破“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的古代“军礼”的束缚，乃是历史的必然逻辑。在战场上，交战的双方都会采取各种有利于己方取胜的手段去赢得胜利，所以，诡道的运用自然也就是双向的：我可以用诡道对敌，敌也会用诡道对我，这样一来，诡道的运用也就自然包含有知敌诈术，并透过敌方诈术而因势利导地再施以诡道的内容。因此，这种斗智斗勇、你来我往的双向交锋往往又是一个多重叠加的过程：我可以此制人，即思人亦可以此制我，而设一防；我可以此防人之制，人即可以此防我之制，而思设一破人之防；我破彼防，彼破我防，而又设一破彼之破；彼既能破，复设一破乎所破之破，所破之破既破，而又能固我所破，以塞彼破，而申我破，究不为其所破。递法以生，踵事而进，深乎深乎。如此，则我方又如何使敌人向不利方向转化、隐于被动局面，而使我方能够赢得谋略的胜利呢?孙武是按如下的思路来解答这个问题的：一要通过“相敌”、动敌、用间、比较分析等多种途径，广泛搜集情报并对情报进行去伪存真的深入而透彻的分析，破解敌方诡诈之迷雾，确保我方真知、尽知、先知。二要随时跟踪战场形势的变化，敌变我知，“践墨随敌，以决战事”。三是巧妙地“示形动敌”，挫败、误导敌“知”，掌握主动：“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四是深藏我形以至无形使敌方无从“知”入我彀中，“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国敌之司命”；“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以上四者皆备，则可谋胜算。
《孙子兵法》全面、精辟地解答了权谋论——迷惑敌人，隐蔽自己，以达到“致人而不致于人”——各个环节的理论问题。而每一环节的理论的论述的展开，都是以“知”为起点同时又以“知”为焦点的。
《孙子兵法》揭示的这一道理，因其涉及谋略论的本质与精髓，从而广泛深远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兵学的建构，重谋略已经成为中国传统兵学的特色。
三
“知”既贯穿于军事斗争的始终，也牵动着战争的各个相关因素；理论体系的构建体现着理论家对客观规律的认识的对应性提炼，《孙子兵法》以“计”始，以“用间”终，反映了孙武对战争规律的正确认识，也使得有关“知”的理论思考，在《孙子兵法》中具有一种维系整个理论体系结构的纲维作用。日本学者山鹿素行在《孙子谚义》中曾阐述他对《孙子兵法》的理论体系的研究心得：
愚谓，始计之一篇者，兵法之大纲大要也。作战、谋攻者次之，兵争在战与攻也，战攻相通，以形制虚实，是所以军形、兵势、虚实并次，此三篇全在知己。知己而后可军争，军争有变有行，故军争、九变、行军次之，是料敌知彼也。知彼知己而可知天知地，故地形、九地、火攻次之。地形、九地者地也，火攻因时日者天也。自始计迄修功未尝不先知，是所以序用间于篇末，三军所恃而动也。然乃始计、用间二篇，知彼知己知天知地之纲领。军旅之事，件件不可外之。作战、谋攻可通读，形势、虚实一串也，地形、九地一意也，火攻一意。始计、用间在首尾，通篇自有率然之势。文章之奇，不求自有无穷之妙，谋者不可忽。
他以“知己、知彼、知天、知地”为纲，勾勒出《孙子兵法》的理论体系：
始计——知己、知彼、知地、知天
知己、知彼、知地、知天（作战、谋攻）
知己（军形、兵势、虚实）
知彼（军争、九变、行军）
知地（地形、九地）
火攻——知天
用间——知己、知彼、知地、知天
这确实是以“知”为切入角而一以贯之的分析，首尾照应圆合，一意贯通。其分析也确有启发心智之功。但是，这样的分析太近于文章学的分析法，未能紧扣军事学的意蕴去发掘、理解孙子兵法的内在体系；而且因为过于追求理论体系的一意贯通，对《孙子兵法》各篇题旨的理解也有牵强附会之嫌。其实，知己、知彼、知天、知地是融汇于各篇中的，孙武的论述或有偏重，而我们的理解则切忌偏废，如他对从“军形”到“火攻”诸篇的篇旨概括，就因为要照顾体系内部的意义畅达圆融而明显有所偏失。但山鹿素行以“知”作为分析的切入角力求从整体上把握《孙子兵法》的完整理论体系的研究方法，在推进孙武研究方面，则功不可没。
明代的赵本学在他的《孙子兵法》研究中也曾触及从“知”的角度去整体把握孙武理论的命题：“自始计至火攻，中间诡道资于用间者，各皆有之。孙武于卷终别为一篇以明其道云耳。若其所以然者，则非言语文字所能传，要在巧者自为，故孙武未尝及之也。”他已经明确提出了用间思想融会贯通于《孙子兵法》全书之中的看法，然而可惜的是他没有看到孙武已经明确地表达了“其所以然者”的理论思考。
其实，孙武不仅表达了这一思考，并且将它渗透到了各篇之中，使之成为统领其整个理论体系之“纲”，这一思考的精髓，就是“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从全书的体例结构看，孙武也已经将他的这一伟大的天才思考完整地体现出来了。那就是“先计而后战”，故将“计”置于全书之首（“始计第一”），而“知”乃“计（庙算）”之基础与依据，故又将“五事”、“七计”的比较考察置于“计篇”之首，以下各篇亦无一不有对“知”的理论的阐发（知彼、知己、知常、知变、尽知、先知，等等），“知”也就自然成为孙武论述兵法诸多问题的前提和依托，而于卷末又对“用间”——“知”的最重要获取途径——作出了专论，与计篇相呼应，以为全书之归结。
我们还可以从军事哲学方面来进一步考查《孙子兵法》的理论体系。《孙子兵法》舍事而言理，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也是最伟大的一部军事哲学著作。从哲学角度讲，人类的活动莫外乎“知”与“行”，因此，从知行观的角度入手进行分析，《孙子兵法》的总体理论体系包括：
（一）认识法则：关于“知”的理论，即以知己、知彼、知天、知地为内容，知常、知变、尽知、先知为要求，料敌、动敌、用间、较计、索情为手段，以确知、先知、尽知为目的。
（二）行动法则：关于“行”的理论，即以伐谋、伐交、野战、攻城为内容，以攻守、分合、奇正、示形、造势、诡道为方式，以出其不意、攻其无备、避实击虚为原则，以克敌制胜——其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即力争以最小的代价（“兵不钝”）获取全胜（“必以全争天下”）——为目的。
全书以计始，以用间终，表明先计而后战，先知而后计，伐谋、伐交、野战、攻城均需先知，而先知则不可不“用间”的完整的理论思考；而以“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思想，贯通“知”与“行”之间，因而它也就成了全书理论体系的纲领，也是全书的精意之所在。
四
经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知”贯穿于《孙子兵法》的始终，这是孙武论兵的出发点，也是孙武论兵的归结点。孙武在将“知”作为纲维，贯通整个理论体系的同时，在客观上也使关于“知”本身的理论体系化了。如果说由“知”入手梳理《孙子兵法》的理论体系有纲举目张之妙的话，那么，在梳理《孙子兵法》理论体系过程中连带整理出孙武关于“知”的理论体系就是目张而纲见。
于是，我们可以对孙武论知的理论进行归结。
孙武“知”论总纲：“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1）“知”的意义——“知”是制胜的关键。“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
（2）“知”的内容——“知”敌我双方及战场的客观条件，即知彼知己知天知地。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七计：“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知胜有五：知可以与战与不可以与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
（3）“知”的原则——知常、知变、尽知、先知、确知。
（4）“知”的手段——相敌（相敌32法）、动敌（“策之”、“作之”、“形之”、“角之”）、用间（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比较分析（“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判别真伪。
（5）“知”的运用——伐谋、伐交、伐兵、攻城。
（6）“知”的目的——克敌制胜。
总之，从“知”的角度入手，可以帮助我们寻绎、梳理《孙子兵法》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从整体理论体系的角度着眼，也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孙武“知”的理论体系的认识。这无疑有助于我们完整准确地把握《孙子兵法》的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