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对赢得战争非常重要。任何时候，如果战争指导者不知情或者知之甚少，就会迷雾重重，有失败的危险。很早以前，兵圣孙武就对此十分重视，并有过精辟的分析。孙武所要知的“情”含义比较广泛，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是《计篇》的“以计索情”之情，是指军事情报；二是《九地篇》的“兵之情主速”之情，是指用兵打仗的法则与战争指导规律；三是《谋攻篇》的“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之情。概括而言，孙武的“知情”思维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先知”：孙武“知情”思维具有前瞻性
孙武的“先知”就是要求将帅事先对战争情况有所把握，并认为这是赢得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是“知情”活动的第一环节。孙武自始至终重视战前的“知情”，甚至将战前将帅先知敌我情势放到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位置，认为明君贤将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的根本原因也就在此。这反映出孙武“知情”思维的前瞻性。
首先，“先知”决定国家命运。孙武将明察战争情况上升到关系国家存亡的战略高度。《计篇》开卷就强调“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因此，孙武反复要求将帅要“知情”。《作战篇》明确指出：“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用间篇》还指责打仗不知敌情的人是极不仁的，这样的将帅与国君都不称职。孙武在《形篇》开始谈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从知与胜的关系来讲，要有获胜把握，战前应做好充分准备，而先知敌我各种情况才可能有的放矢地做好准备。孙武在多处断言“先知”对取胜起到决定性作用。《计篇》提出，对于“五事”，“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地形篇》则说：“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另外，“先知”包括充分了解对手，既可以使我有备不为敌人所胜，又可以寻找敌方可乘之机。王皙认为：“可胜者，有所隙耳。”因此，孙武《用间篇》透露了“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的底细，就是“先知”。
其次，“先知”要有计划性。孙武在《计篇》中开宗明义地两次提出要“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情”，即情况、战争胜负的情势。曹操在对《形篇》的解题中进一步指出：“两敌相察，情也。”这是对孙武重视情报在战争中作用的深刻理解。孙武“先知”的目的性和计划性是非常明确的。再从全书来看，孙武对将帅掌握战争情况的论述先后照应，先强调知情的重要性，然后列出知情的主要内容。《虚实篇》指出，要知作战地点和时间；《军争篇》指出，要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行军篇》指出，要知战场的客观条件及敌人的各种虚实情况；《地形篇》指出，要知对各种地形观察的重要性；《九地篇》指出，要知“人情之理”等。孙武最后在《用间篇》中还指出了用间知情的方法、途径。这充分展现出孙武“知情”思维既有周密的计划性，又有严密的逻辑性。
再次，“先知”需求之于实。从认识论来说，这是符合朴素唯物论的。由于孙武所处时代的科学技术不发达，许多人战前是通过求神问卜来知情的。孙武却与众不同，认为要得到可靠的情报，就不能够轻信或者迷信，更不能想当然，而要深入实际了解。他在《用间篇》中告诫说：“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明代军事理论家赵本学对此理解为：“取于鬼神，祷祀卜筮也；象于事，以事类比而求之也；验于度，以天象度数推之也。言此三者皆不足以先知，唯取知敌之人而用之，则可以先知也。”意思是：要事先了解敌我情况，不可祈求于鬼神，不可用类似的事情去比附，不能用日月星辰的运行去类比推测，而要从熟知敌情的人那里去了解，否则，就难以得到真实可靠的情报。孙武对情报信息获取的认识已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趋势，在那个时代能有这种认识是很难得的。
二、“全知”：孙武“知情”思维具有多维性
“全知”是就知情的范围而言的，就是要用各种认知感官全面地把握情况。从敌对双方来说，要知彼知己；从战场环境来说，要知天、知地、知人情；从战争所涉及的领域来说，要知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天文、地理，等等。概而言之，就是要“知彼知己，知天知地”。大凡有关战争的一切情况，无不需要确实把握，因为“如果不尽知用兵之害，就不能尽知用兵之利”。
其一，要进行知彼知己的总体思维。知彼知己是赢得战争胜利的必备条件，始终不可或缺。从思想方法上说，它是“全知”的总体思维方式。从认知哲学角度来看，“知”这种思维活动包含感官对外界事物表象的感性知觉与大脑对感知信息本质的理性思索，是将直觉信息由感性认知上升到理性认知的有机结合。战争指导者用这种思维活动方式从对抗双方搜集情报，以求对战场态势有全面的认识。由于对抗双方既是一对矛盾，又处于斗争环境的同一体中，二者既对立又联系，所以双方情况缺一不可，仅从一方面着手是不能对战场态势有全面深入了解的。从思维科学角度看，知彼知己又是双向的思维形式。要想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搜集军情时要兼顾对抗双方，战争指导者不但要了解对手，还要了解自己，才能获得较为全面而真实的情报，战争决策才能有的放矢。所以，孙武不厌其烦地提出“知彼知己”的观点。从辩证法的角度看，这种知情方法是符合唯物论对立统一法则的。
其二，要进行逐层深入的多重思维。孙武的“知情”思维具有层次性。就指导战争全局的知情来看，知的是否全面深入，对赢得战争是极其重要的。因此，孙武将“知彼知己”的全面性对战争胜负的影响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每战必殆；第二层是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第三层是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显然，在“知”的境界上，第一层是最低的，第三层是最高的，也是最难的。这里可以理解为三点：一是孙武对“知情”的要求是全面的；二是孙武的“知情”思维是严密的；三是从认识论上来看，孙武已经注意到“知情”思维有层次性。由于战争指导者的重视程度、认识水平、经验能力等因素的制约，知情能力难免存在多种差异，也正是这些差异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在战术范围的知情上，对具体作战环境的了解同样存在差异。《虚实篇》就举出了两种情况：一种是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就可以千里而战；另一种是不知战地，不知战日，以至左右、前后不能相顾，必败无疑。今天对此当然不能机械理解，不过，可以看出孙武旨在强调知情程度与战争胜负是密切相关的。
其三，要进行内容广泛的全维思维。就掌握军情的内容而言，要从全局上把握战争，还要对对抗双方各自内部情况有全面的了解和掌握。在《计篇》中，孙武着重提到“五事”、“七计”。“五事”就是“道、天、地、将、法”，并指出这五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其中包含政治、天候、地形、将帅以及军队编制、后勤管理制度等和战争有关的因素。“七计”的内容主要包括敌对双方君主的政治得失、将帅的才能、天时地利、法令制度、军队实力、士卒训练与奖赏惩罚等。这些是所要知的总体情况，囊括了冷兵器时代战争所涉及的所有因素。同时，孙武还要求战争指导者运用比较的方法，将反映对抗双方内部诸多主客观情况的信息进行搜集、提炼，以求获取全面准确的情报。这种思维是很开阔的，从系统论角度来看，这不是一般的、孤立的、肤浅的了解，孙武已经懂得用横向对比联系的思维方式了解敌我情况，全面捕捉敌对双方的信息，以准确了解战场态势。
其四，要进行多种知觉的开放思维。虽然孙武所处时代的信息技术不发达，信息处理手段比较简单，但是就知情的感官形式而言，孙武所运用的知觉形式已很全面，表现出孙武“知情”思维的复杂多样性。“知”是对事物的总体把握，包含对客观情况认知的一系列意识活动，是在孙武提出的所有信息感知活动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种。除此而外，在《孙子兵法》中所见到的感官动作还有索、察、视、观、见、相等。“索”就是探求之义，是战争指导者对信息的广泛搜集行为。“察、视、观、见、相”等既是搜集信息的视觉感官动作，同时也伴随着思维活动，是对信息的直接感知，需要战争指导者亲身经历和体察。孙武动用了一切知觉感官，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思维形式对信息进行搜集、思索、识别，从而得出对指导战争有用的情报。这充分体现出孙武对战争情况了解的深刻、细致而广泛，作为搜集信息的整体思维方式，今天应予以肯定。
三、“真知”：孙武“知情”思维具有辩证性
正如克劳塞维茨所分析的：“战争中得到的情报，很大一部分是互相矛盾的，更多的是假的，绝大部分是相当不确实的。这就要求指挥官具有一定的辨别能力，这种能力只有通过对事物的认识和判断才能得到。”由于战争双方对情报相互保密或封锁，都很难得到有关对方确实可靠的情报；再者，为了隐真示假，双方都有意识地传播假信息，诱使对方产生错觉，使所获得的信息纷繁复杂，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充满不确实性。不管真情报还是假情报，都是客观存在，因而在获得情报后，还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辩证地识别判断，以找出真实可靠的情报。
一要做“料敌虚实”的分析。对所获得信息加以识别，目的不但在于去伪存真，而且还在于去粗取精。这一知情程序就是《地形篇》中所说的“料敌制胜，计险易远近”。“料”就是揣度、分析、判断之义，张预将其引申为：“既能料敌虚实强弱之情，又能度地险阨远近之形，本末皆知，为将之道毕矣。”“料敌”就是对已知的敌方信息进行正确的分析，认真判断敌之强弱虚实，了解地形的险阨远近，以知晓战场情况与敌情真伪。在把握军情的思维规律上，这是建立在对敌我双方情况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的，是对所“知”双方情况的分析、判别，是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可以将这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和“真知”的一个重要环节推而广之，以利于把握敌情。高明的将帅之所以用兵如神，就是因为善于对纷繁复杂、虚虚实实的情报悉心研究，对战场态势作出准确判断后行动。《吴子》在谈到料敌时也有同样的表述：“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在公元前342年的齐魏马陵之战中，孙膑用减灶的办法，假装齐军已经羸弱涣散，不堪一击，以诱惑魏军上圈套，如果庞涓能用孙武所说的方法虚心分析敌情，就不会被齐军迷惑。
二要做“相敌朕兆”的联想。将帅在情报分析过程中，要能透过事物的现象看清本质。孙武在《行军篇》中提出了“相敌”之法，要求将帅能够从事物的现象中推断敌军的真实情况。其法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善于联想，由他事物推及敌情的变化。如“众树动者，来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鸟集者，虚也”，这些是通过周围有关动植物的变化，来判断敌人动向的方法。二是见微知著，由表及里。如“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而不进者，劳也。”如果敌军依靠手中的兵器站立，就是饥饿缺粮；如果敌军从井里打水而抢着先饮，就是干渴难耐；如果敌人见利而不前进，就是疲劳过度。如此，能从敌军行为的细节来判断其所暴露的大问题。三是善于识破敌人的各种伪装。如“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如果敌军来使言辞谦卑，实际上是在加紧战备，准备向我进攻；反之，敌方使者言辞强硬，而军队又向我进逼，其实在准备撤退。又如“半进半退者，诱也。”是通过敌人行军时或进或退的样子，来推断敌军可能假装混乱来引诱我。这些是从各种事物的朕兆来判别敌情的方法，虽然古老而简单，却包含着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朴素唯物辩证法方法。后来《吕氏春秋》就概括说，“先知必审征表”。也就是说，具有洞察力的人是靠观察事物的征象掌握其内在规律，从而把握其实质的。这与孙武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对于提高正确判断敌情的能力是很有帮助的。
三要做“杂于利害”的思索。孙武认为，在获得军事情报后还要进行利与害的辩证思索，以求正确清理、筛选这些情报。他在《九变篇》中以哲人的睿智指出：“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战争指导者分析战争形势不能用直线或片面的思维方式，绝对片面地看待所处的情势，一厢情愿地从单方面思考问题，而要辩证地将利与害联系起来考察。在考虑有利方面时，还要顾及到不利的一面；反之，在考虑到不利的一面时，也要看到有利的一面，这样既不会麻痹轻敌，也不会畏敌如虎。假如将帅用绝对和片面的思维方式分析敌我情况，是注定要失败的。所以，分析军事情报切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思维。在战场上由于对抗双方的彼此交互、渗透，情况十分复杂微妙，如果没有较强的判断能力，就很难分清利害。战争指导者只有对对抗双方进行正反两个方面的全面分析，才能明察秋毫，得到真情。
四、“知胜”：孙武“知情”思维具有超越性
“知胜”就是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是决策前夕的知情思维活动，是战前知情的最后阶段，也是孙武知情思维结构的最高层次。这个阶段更加错综复杂，它包含知情、用情、决策等多个方面。就战争指导规律来说，孙武认为，胜负可以预测，但不可以强求，即《形篇》所言的“胜可知，而不可为”。因而，知胜负是知情活动的最重要环节。
第一，知胜负需要超常思维。战争指导者要赢得战争胜利就必须具有超常的预见能力，预知胜负要高瞻远瞩，出人意表。孙武在《形篇》中直言道：“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从反面揭示了预测战争胜负需要非凡的才能，只有高明的将帅才能做到这一点。善战者之所以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就是由于他们能够“窥伺敌人可败之形，不失毫发也”（杜牧语），具有细微精明的洞察能力。孙武这一论断，旨在强调要对敌情、我情进行正确的判断，做出恰如其分的估计。想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战争指导者必须有远见卓识，对所获情报进行深入全面的分析，才能周密筹划，谋人所不及。
第二，知胜负需要预测思维。孙武在《谋攻篇》中还提出了知胜负之情的几个方面，认为“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第一点是从战机选择来预知胜负，是“知胜”思维的总纲与关键。第二点是从将帅用兵的灵活性来预知胜负。以后三点是从军内团结、战备程度、将帅独立指挥权等方面来预知胜负。这就是“知胜之道”。这一层次的“知”兼有对军队诸种情况的认识与对胜负的判断二重性。因此，孙武以对国家安危的高度责任感，预测“君之所以患于军者”的三“不知”：如果国君不知军队进退的机宜，不知军队内部事务，不知军队权谋之道，就会使军队丧失战场主动权，最终不战自败。这是从反面来预测胜负的。从正反两面看，孙武的“知胜”思维层层深入，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性思维。
第三，知胜负需要精确思维。孙武预知胜负可能性的高超能力是通过对诸种条件精确量化来实现的，而不是无端的凭空想象。这种思维能力也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孙武在《地形篇》中指出知胜负的四种情况：一是知道我方的士卒可以击，而不知敌人不可以击，仅有一半获胜的可能；二是知敌人可以击，而不知道我方的士卒不可以击，仅有一半获胜的可能；三是知敌人可以击，也知道我方的士卒可以击，而不知地形条件对我不利，也只有一半获胜的可能；四是“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这才是知胜负的最高境界，也是对“知彼知己”观点的升华。对胜负可能性的多方算计，体现了孙武知情思维的细致性与懂得用量化方法研究知情程度以判断赢得战争胜利的概率。另外，孙武在《形篇》中所提及的“度、量、数、称”等，也是用量化标准来知战争胜负可能性的思维方法，都是超乎寻常的精确思维形式。